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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ixin | 财新周刊2024年第51期导播

播音｜财新 杨律 文稿｜杨律 陈正雅 音频剪辑｜仝瀚元 商务 宣发｜孙坤 本期《周刊导播》，将先为你领读《财新周刊》封面文章《趋利执法求治》，让我们先来看看这种情况是缘何愈演愈烈的？ 改革开放之初，罚没收入曾被直接用以弥补司法机关办案经费。1982年8月财政部出台《关于罚没财物管理办法》（下称“1982年《罚没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政法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因办案需要增加的费用，由案件主办单位定期编报用款计划，由财政机关核准后在入库的罚没收入中20%—30%以内掌握退库，统一安排使用。 直到1998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财政部与原国家计委、原监察部、公安部、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和原工商总局联合制定的《关于加强公安、检察院、法院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工作的规定》。该文件要求罚没财物及时上缴财政和国库，由财政根据各单位的办案经费开支范围统一核定，收支必须完全分离。收支分离分为两个步骤，一方面是“收”，推行罚缴分离，罚没收入不再由部门、单位自收自缴，而是纳入政府预算及实行财政专户管理。通过十余年的努力，标准化的罚没财政票据、国库单一账户体系和罚没收入对账体系基本保证了执法部门截留等现象的杜绝。在“支”的方面，推动收支脱钩，即罚没单位的收入上缴和其部门预算支出不直接挂钩。 不过，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永生表示，1998年的政策文件虽然规定了司法机关收支必须完全分离，在实际运行中并没有完全做到。罚没收入统一上缴到各省份统一财政专户后，一些省份有明确文件规定，省级财政留下罚没收入的30%，剩下的70%返还给办案机关所在的市，办案机关所在的市再在市、县级进行分配，有相当一部分还是返还给了办案单位。 陈永生说，“这实际仍然肯定了办案机关有权从承办案件的罚没收入中获得一部分办案经费。办案单位收缴的罚没收入越多，最终返还给它们的越多，依然是以收定支的局面。” 除了罚没的动力之外，互联网时代对传统案件管辖体制的颠覆，也为当下异地趋利执法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本期封面文章，作者萧辉，除了详细介绍了“远洋捕捞”的缘起与趋势，文章中还介绍了在互联网时代管辖权是如何被轻易撕碎，以及后续趋利性执法会如何发展，和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规范涉案财物处置等等问题。 《诺奖得主罗宾森：探寻繁荣密码》 站在今天看，到底哪些因素能够解释发展与繁荣？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罗宾森看来，繁荣是由包容性制度创造的。但作为政治学家，罗宾森并不满足于只从制度出发，而是将目光拓展到文化、领导者个人等因素。 东亚在非包容性制度之下创造高速增长，就是一个特定的现象。在财新专访中他以儒家文化举例，单看重视家庭亲缘，而非法治这一点，对经济增长不是好事；但是儒家思想中还有其他文化准则可能抵消这个负面影响。比如，儒家思想中“善治”，基本理念是修身、自我完善：就像池塘里的一滴水，当你完善自己时，会泛起涟漪，也会完善你的家庭，然后影响到国家。 临近年尾，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再度胜选和韩国“首尔事变”让两国制度受到了冲击。在罗宾森看来，对于韩国，到目前发生的事恰恰是韩国民主制度的胜利，因为这得益于社会不同方面的制衡力量，而韩国的包容性制度对维持经济在“后出口时代”的持续增长至关重要。 罗宾森认为，目前最大的挑战，是人们对政治包容和经济包容之间的联系理解不够，其中包括美国。他表示，当前美国社会存在严重问题，这50年间美国经济取得长足增长，但并未带来共享的繁荣，社会流动性放缓，“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也就是大多数人，实际收入水平并不比50年前的美国人高”。 他对美国前路更大的担忧是，特朗普偏爱在没有各类制衡机制的情况下推出政策，特朗普、马斯克的政治联盟会弱化美国制度和政府能力。美国现在有“拉美化”风险，宏观经济、股市可能会表现良好，但是极端不平等下，财富带来的政治影响力可能进一步加剧政治极化、侵蚀制度。更多内容请看《诺奖得主罗宾森：探寻繁荣密码》。 《证券集体诉讼落地难》 随着新《证券法》实施，中国版证券集体诉讼制度确立至今已经有四年多。立法的初衷是希望聚沙成塔，为投资者撑腰，威慑证券违法犯罪行为以及减轻各方诉累，但目前受制于各方面复杂因素，投资者保护与震慑违法企业力度仍然不足。 在现行法律框架下，上市公司因虚假陈述给投资者造成损失后，投资者可提起诉讼；法院在诉讼方式上拥有自由裁量权，包括一般民事诉讼、示范判决、支持诉讼、普通代表人诉讼、特别代表人诉讼等；后两种是在2020年3月1日起施行的《证券法》中增加的。 一位资深虚假陈述案律师解释了两者的区别：“特别代表人诉讼就像是一张密不透光的渔网，把池塘里所有的鱼都打捞起来，除非有一条鱼说‘我不要被选中’，不然全部会被视为加入特别代表人诉讼中的原告队伍。如此一来，对特别代表人诉讼的被告而言，败诉需要支付的赔偿金额将是超高能级的。” 随着资本市场处罚力度加大，每年A股因财务造假等违法因素退市的公司在10到20家，因为其他违法违规而被调查的公司更有百十来家，这些公司都是代表人诉讼的潜在目标。但四年以来，虚假陈述民事侵权诉讼适用代表人诉讼的只有十余起，其中，特别代表人案例四起。真正落地的案例非常稀少，背后的原因包括法院不愿意用、当事人积极性不高、最终执行金额低，集体诉讼制度还没有充分发挥对证券违法犯罪行为的震慑作用。 保护投资者权益，需要多种方式并重。中国版集体诉讼本质上仍是通过公共执法来推动投资者的私利实现，有赖于行政之手。而美国的证券集团诉讼依靠私人执法，动机主要是在诉讼成功后获得经济利益。如何发挥私法调节作用，调动市场主体参与公司治理？如何让股东积极参与公司治理，促使发行人和其他市场参与主体履行法律义务？更多内容请看 《证券集体诉讼落地难》。 《特别报道：不孕何解》 一排排队列整齐的白色液氮罐中，将近80万枚微小而透明的人类胚胎正在-196℃的液态氮中沉睡。这里是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胚胎库，已经有超过23万个“试管宝宝”在这家医院出生。 有人借助医学技术，初尝为人父母的喜悦，也有人屡屡失败，在一次次失望中等待转机。卢光琇的诊室，从来不缺这样的故事。她是中信湘雅首席科学家、中国生殖工程创始人之一，很多不孕家庭四处求医，最后会出现在她的面前。 当前，辅助生殖技术的理论需求人群与实际应用人群之间，存在巨大缺口。中国目前有3亿多育龄妇女，按18%的不孕率估算，约有5400万不孕妇女。其中约15%的患者需要辅助生殖，约为810万。但中国每年辅助生殖服务周期数约为130万例。少子化时代，“不想生”的年轻一代生育意愿持续低迷；另一边，有强烈生育意愿的不孕家庭在艰难求子，“想生生不出”。由此，人口危机应对难上加难。 由供需落差催生出的供卵黑市屡禁不止，“爱心捐卵、月入过万”这样的有偿捐卵广告仍然随处可见。亲生父母以收取营养费名义私下买卖子女的所谓民间送养现象，也一直存在。 与此同时，社会生育观念走向多元，冻卵、单身生育等种种多样化生育需求开始萌发，但在现行法律框架下这部分人群在国内使用辅助生殖技术仍然是禁区，不少单身女性远渡重洋，寻求解决方案。 是什么阻碍了不孕家庭寻求医疗帮助？多元化的辅助生殖需求，能否觅得合法解决之道？更多内容请看《特别报道：不孕何解》。 《医疗AI潮起》 患者拿起手机，讲述自己哪里不舒服，再提供病史信息，AI（人工智能）就能立刻提供“该挂什么科室”等就诊建议；与此同时，这些内容又被自动整理成符合病历书写要求的语言，发送给即将接诊的医生；现在，从看病的第一步起，患者正在与AI产生越来越多交集。 然而，步调不同，这是当下医疗AI行业的特征之一。据财新了解，现阶段能在医院落地的医疗AI产品，更普遍倾向于“各司其职”，聚焦某一专病领域，或者在某一医疗场景中发挥特定作用。 技术和监管原因之外，医疗AI还在支付端受到政策和市场的影响。理论上，医院、患者、医保、商保，都是医疗AI可能的付费方。然而，商业保险则受限于自身发展规模小，无法广泛为医疗AI付费。医保对给医疗AI“掏钱”有诸多考量，短期恐难落地。 让医院或患者付费，成为现阶段医疗AI产品的主要争取方向，但同样有各自的限制和挑战。在一些医院，支付能力限制支付意愿。业内人士提到，医疗AI多搭载在硬件设备上，以“软硬结合”的形式销售，但价格往往比较高昂。加上近两年公立医院资金愈发紧张，医疗控费变得严格，即使是自费项目收入增长也有限，客观上也限制了医疗AI等创新技术的支付土壤。AI的发展，能否缓解医疗资源紧张与健康需求增长之间的现实矛盾？技术、监管和支付又将如何左右未来的发展格局？更多内容请看《医疗AI潮起》。 此外，本期《财新周刊》还有关于司法指挥棒改革、动力电池回收纳入强监管等内容。在下方的链接中，也可以找到过往所有《财新周刊》文章。升级订阅财新通，你不仅可以读到上述精彩报道全文，还可畅览财新全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