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靜云：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交大演講，有字幕） скачать в хорошем качестве

郭靜云：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交大演講，有字幕）

作者认为，传世文献虽然并非凭空而来，但它们有自己特殊的内在价值观点和政治目的，因此与客观的史实颇有落差。也就是说，这些文献记录虽非完全凭空而来，但同时亦无法代表客观事实，而仅是表达出所谓政治上“正统”的概念。这样的正统概念源自周，成形于汉。这种三代继替的一元史观最符合汉帝国“天下一统”意识形态。所以，三代研究必须跨越并突破秦汉之际因思想正统化而造成的知识与思想鸿沟，努力还原和重建三代历史与文化的某些关键方面。在这一类研究中，特别是殷商以前的历史研究中，我们需要尽量避开文献所内隐的意识形态偏见和时代陷阱，重新思考这些描述背后的历史关系。与二手的传世文献相比，考古材料作为一手史料，具有更大的潜力，应该牢记以考古材料为主证，传世文献仅为旁证和辅证的做法。 中国原生农耕文明的发祥地在长江流域，这是稻作文化的故乡，中、下、上游均为不同文明与早期国家的发源地，但在长江中游最早形成了国家大文明。该地区自旧石器晚期以来，至新石器时代，其文化发展一脉相承至青铜时代早期；一直致力于发展稻作农业生活方式，在屈家岭、石家河时期相继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出现了以云梦大泽和江、汉、澧诸水为枢纽的连城邦国和交换贸易网络，从而开启了东亚最早的文明化进程，其情形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非常相似，年代亦相同。我们习惯性以为文献所叙述的历史传说，都在黄河流域发生，但仔细阅读，文献的故事反而不能在黄河地带发生，而屈家岭、石家河文明面貌相当符合尧舜和夏王国的传说和历史阶段，此乃屈原在描述其祖国楚的历史中的尧舜时代和夏王朝。考古研究成果表明：天门石家河城势力大，应该就是夏王国的都城。到了距今3800年左右发生过国家结构的演变：几个大城的神权中心变弱，包括石家河作中央的势力也衰落，而位处其东邻并更靠近汉口和铜矿山的地区，出现更大的中央集权政体，这可能就是以盘龙城为代表。考古资料所反映的天门石家河没落而武汉盘龙城升起，或许正是汤克夏故事中所隐藏的“现实”，即盘龙城文化或为传世历史神话中所载汤商王朝的历史阶段。 汤商的核心位置在江汉地带，但其所代表的文化和影响力的北界到达郑州、洛阳，所以二里头、郑偃也属该文化的脉络，后者是先楚文明的北界城邦，而非一般所认为的“中央”。 盘龙城文化时期，西北地区，黄河上、中游文化的国家化程度最低，虽然有本地的青铜文化，但因族群的流动率高或其它因素，直至殷商末期和西周时，其影响力和权威才成为主流。东北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另一系青铜文明，以发展战争技术为主要行业。西北、东北族群都经常来中原掠夺，殷商建都前最关键的战线是在黄河南游。郑偃城邦因此成为非常重要的边界区，也是南北贸易、行军路线常常经过之处；它们作为南方农作区抵抗北方族群的前线而具有战略意义，也因此而获得长江中游的资源。 直至距今3,400年以后，掌握马车技术的北方族群来到殷墟建都，大约又再过了几十到百年，南下打败盘龙城而自立为“商”，并逐步将“汤商”的故事与自己的家谱合并，以此强调“殷宗”政权的正统性，以及对于本土政权的传承（换言之，所谓“商”文明，应分为汤商或谓“楚商”、“南商”，和殷商，这是两个来源不同的朝代）。自此，原本存在于江汉流域的古老文明，淹没于后世文献之中。殷商王族占领中原的历史，相当于加喜特人占据巴比伦、喜克索斯人占据古埃及，有其共同的世界史背景。 殷商在各地文明的基础上，以多元及整体化的上古帝国文明面貌出现，形成了一个新制度的集权大国，开启新的历史阶段，并为此后一体中国的形成奠定基础。这个同样自称为“商”的政权，统一了系统化的祭礼结构，又结合了各地信仰、文化。殷商时期，虽然很多地区仍保留其独特的文化及信仰，但上古帝国的上层文化呈现出广泛的一致性以及深刻的同化程度，在极为宽广的地域、跨国家的文化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同类的礼器、相近的祭礼方式等等。即使殷商周围的国家，也深受其影响，而成为将来跨国多元文化间彼此同化的基础。 郭静云认为，过去中国国学大师王国维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但今天考古与甲骨金文研究的资料皆显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商建国。西周早期政治与文化传承自殷商。历史由胜利者写，传世文献来自西周晚期以来官方笔录者，所以“表达北方胜利者如何希望后裔看他们的伟大历史，而不是遵照史实”。在西亚地区，如果没有足够的苏美尔和巴比伦本身的文献，我们会以为苏美尔、巴比伦的历史都在北方赫梯发生，因为赫梯将苏美尔、巴比伦的历史写成自己的。提出“我们终未被赫梯骗到，为何允许周人、汉帝国意识形态继续使我们误解？”这一问题，作者表示自然条件和一手考古资料显示：洛阳不可能是上古农耕文明的中央，早期历史在长江流域发生，多元文化的集合发生于殷商，此后黄河南游才成为南北多类文明结合的中央。 作者还认为，中国文字的起源应该是在长江中游、江淮、江汉地区所发生的。其发生年代与西亚苏美尔文字的起源期差不多相同。早期文字所记录的语言应相当于长江中游族群的语言，可能会涉及先楚、先吴及淮南先民的语言。这些早期的先文字系统从一元发展起，在历史互动中，也具有某程度互相学习、影响的关联性。长江流域、江北等地的文字系统，从新石器晚期以来，并没有遭到中断。早期文字已出现在陶器上，但后来字数增多，可能开始在竹木上写字。殷墟建都后有计划地构成了国家礼仪的文字。其主要基础是当时最发达的长江中游文明之文字，但是殷墟贵族的语言属性与南方族群不同，因此南方的文字被配合、改造为殷商贵族的语文。殷商贵族依照南方构字的规律，另行造字，使文字更加丰富、系统化，以符合表达不同的语言，因此汉字才在这样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成为跨语言的纪录工具。 虽然中国文字的历史源远流长，但只到了西周晚期，中国文明才到了“认知自己”的历史阶段，而原来只有口传的故事，并自此开始纪录而形成历史文献。笔者从三个角度来探讨中华文明的历史观念形成问题。一是商周文献的类型、结构，以及其中“历史记载”的痕迹；二是文献中关于时间的记录方式，以及“历史时间”观念的形成；三是商周史官任务的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