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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时政评述（2025年4月13日）

巫统主席兼副首相阿末扎希最近正式对前首相马哈迪提起法律诉讼，焦点是一片位于吉隆坡、地契编号为78154、面积约一万平方米的土地信托权归属问题。根据巫统的说法，这块地原由四名受托人共同持有：已故财政部长达因、前副首相慕沙希淡、马哈迪以及已故巫统总秘书山努西。早在2015年，巫统便尝试申请将该地重新登记在巫统名下，并称除了马哈迪之外，其余受托人或其代表都同意签署放弃信托权的文件。阿末扎希近日声称，正是马哈迪一人拒绝配合，导致巫统不得不在今年3月6日入禀高庭，寻求法庭颁布强制令，要求土地和矿物局官员将土地产权正式移回巫统。马哈迪目前尚未公开回应此事，唯有其过去数次在政治上的言行可见，他一向不轻易退让，对现任巫统领导层也屡有批评，这次拒绝签字恐怕也不单纯只是法律技术问题。事实上，这起土地纠纷更像是一场政治象征意义远大于法律实际影响的“权力清算”。巫统现任领导层力求切割与马哈迪时代的牵连，巩固党产和资源主导权；马哈迪则仿佛要借此捍卫其对巫统历史与资产的某种“继承权”或“道义控制权”。两人长期政坛斗争的恩怨——从内阁拍档到党内分裂、从国家领袖到反对阵营——如今终于集中在一块土地上爆发，堪称政治版“家族财产内斗”。更引人注目的是，这场纠纷背后不仅是两代巫统人的矛盾，更可能牵涉权力布局的重新洗牌。阿末扎希是当前政府的核心人物，而马哈迪则在多次更迭政权过程中始终保持影响力，如今虽然无实权在手，却仍不断发声炮轰现政权。从“身份证与地契名字不符”这种细节，也可窥见这场纷争可能涉及官僚体系的协作或抵抗，是否有人借程序之名进行政治拖延或博弈，也值得关注。下一个关键节点将是5月2日的案件管理日，若马哈迪继续对簿公堂，势必再掀舆论风暴，甚至不排除双方各自放话、动员支持者，演变成一场公关与法庭的双线战。而若出现私下谈判、达致和解或马哈迪突然“释出善意”，那也有可能为巫统内部资源分配带来重组契机。不管最终结果如何，这场“信托大战”已经在选民与政坛中种下了新的猜忌种子。有人质疑巫统是否借法律名义“清算”前朝遗产；也有人怀疑马哈迪是否仍抱持对党产的掌控野心。在政党频繁更迭的马来西亚政治现实下，这片土地恐怕只是更大一盘政治棋局的一个小格子，背后的终极目标，是彻底终结马哈迪时代残留势力，还是维持某种政治平衡？谁能从这场斗法中获得红利，最终还得看法庭怎么裁、媒体怎么炒、背后势力怎么布阵。这场闹剧才刚刚开始，而所谓“鬼打鬼”的评论也许没说错，但哪只“鬼”最后能笑到最后，可一点都不荒谬。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4月2日正式公布新一轮关税政策，声称为了实现所谓的“对等贸易”，将对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多数经济体大幅加征关税。其中，大马商品将被征收高达24%的惩罚性关税，而中国更惨，被征收34%。这一政策一出，全球市场立即震荡，不仅美国本土股市下跌，亚洲与欧洲市场也受到拖累。这次关税调整最令人警惕的地方在于其普遍性——几乎波及所有出口到美国的国家。这意味着，即使某国并非美国的主要直接贸易伙伴，也可能因为供应链牵连或终端需求下降而受重击。以大马为例，2024年对美国的出口虽然只占整体出口的13.2%，但问题远不止于此。许多看似出口到第三国的马国产品，其实只是供应链的一环，最后仍流向美国市场。一旦全球制造链崩动，大马作为原材料、零配件、半成品的供货国，自然无可幸免。而更深一层的影响，是全球主要经济体因出口锐减导致增长放缓，进而减少对马来西亚商品的需求。这种连锁反应，使得大马实际受影响的出口可能远超那表面上的13.2%。面对这一局势，首相安华已公开表示，政府正重新评估2025年原订的4.5%至5.5%的经济成长目标，虽然他强调大马经济基本面稳健，不至于陷入衰退，但现实恐怕没那么乐观。过去十年，大马的出口占GDP比重高达六至七成，但真正推动经济成长的是净出口（即出口减进口），其占比仅在4%到8%之间。2024年净出口贡献大约是GDP的4.3%，如果2025年净出口全数蒸发，对GDP的拖累也不过是-4.3%。理论上，只要私人消费和私人投资维持增长，就能抵消出口的负面冲击。问题是，这种“理论”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爆表、供应链混乱、贸易成本飙升的现实中能否成立，令人质疑。美国挥舞关税大棒，不只是单纯针对特定商品，而是对全球化分工体系的全面挑战。一旦跨国企业开始重构供应链，不愿继续将东南亚作为中间制造基地，那马来西亚吸引外资的优势恐将不保。同时，本地企业也可能因经济前景不明朗，暂停扩张计划或直接缩减开支。若企业不投资，不创造就业，那私人消费也必定受打击——而这正是大马经济的支柱，占GDP约六成。消费疲软、投资萎缩、外资撤离，三大骨牌一倒，GDP负成长就是必然结果。而最让人担心的是，这些影响不是一时半刻的，而是与“特朗普政治”的不确定性挂钩。他是否真的能重返白宫？如果真的上台，又会不会在下一步采取更极端的措施？这些变量决定了大马经济阴霾将持续多久，也决定了安华政府在2025年要不要面对一场衰退风暴。从现在起，马来西亚需要更为多元与强韧的出口市场，更需要政府迅速调整战略，保障国内消费、稳定投资信心，甚至开始考虑减税或扩大内需刺激计划，以提前应对即将袭来的风暴。特朗普的一张关税清单，不只是经济问题，更是一记政治强心针，提醒我们过去赖以为生的贸易秩序，正面临全面重构的风险。 马来西亚警方与环境局联手出击，一举捣毁47家非法电子垃圾处理厂，起获高达1万5764吨电子垃圾，市值约5500万令吉。这看似是一场雷霆万钧的成功执法，但背后真正令人不安的是：洋垃圾源源不断涌入我国，问题的根源究竟何在？2023年，我国才刚遣返150个塑料垃圾货柜、拦截106个非法废料集装箱，如今却又暴露出更大规模的地下处理网络，显示问题从未真正解决。问题不在于抓了多少厂、查封了多少吨，而是为何洋垃圾能成功踏进国门才被“事后灭火”？这一连串的执法行动，反而凸显了我国制度的无力与政策的自相矛盾。政府一边宣称“受控进口”，一边又放任这条全球废弃物利益链畅通无阻。电子垃圾确实含有金、银、钯等贵金属，政府曾以此为由强调其“经济潜能”，但事实上，大马每年自产36.4万吨电子废料，预计2025年增至2450万件，国内回收率却不足30%，连自家垃圾都处理不完，为何还要替欧美发达国家“善后”？更别说那些真正含贵金属的零部件早已被原产国提炼殆尽，我们收到的往往只是重金属残渣、焚烧废物与难以处理的污染源。当中国在2018年果断封杀洋垃圾进口，欧美废料商便急速将目光转向东南亚，印尼、菲律宾、泰国相继收紧法规，唯独马来西亚成了新倾倒地。即便政府随后跟进管控，却仍未禁绝“受控进口”的名义操作。马来西亚因此逐渐沦为全球污染产业链的末端处理站——不仅被迫接收废料，还得承担环境污染、公共健康与社会治安风险。警方甚至在非法厂房中查获50公吨废弃子弹与弹壳，电子废料走私已与黑市交易、黑势力勾连，性质与毒品犯罪毫无二致。而政府如今推行的“垃圾能源化”（WTE）计划，虽有环保初衷，却在执行层面存在巨大鸿沟。欧美能依赖WTE是建立在高达五成的垃圾分类率基础上，而我国至今分类率不足5%，在混合垃圾燃烧下不但污染加剧，还可能释放剧毒气体。若不先补齐回收管理与分类制度的短板，WTE极可能沦为治标不治本的环保假象。真正的问题是，政府要不要彻底掐断这条污染利益链？若还继续保留“受控进口”的政策漏洞，那这些洋垃圾就会前仆后继地涌进我国，躲进废弃工厂、黑市链条，甚至渗透执法体系与政治利益网。如今的马来西亚，究竟是要走向循环经济的绿色先锋，还是继续甘当全球垃圾桶的角色？我们不反对回收，不否定资源再生的价值，但前提是立足本土、自主发展，建立起健全、透明且高效的废弃物处理体系。否则，所谓环保只不过是另一个包装过的污染代名词。政府若真有决心，应立法全面禁止所有形式的洋垃圾进口，封锁法律漏洞、追查勾结链条、投资回收技术，以实际行动重塑国家环保主权。这不仅是对大马未来世代的承诺，更是对全球污染链条的有力反击。现在不堵，迟早酿灾。 最近彭亨州劳勿上演了一场令人震惊的大规模榴莲园清剿行动，执法部队在短短三天内就砍伐了超过一千棵成年的猫山王榴莲树，许多树龄都超过四十年，背后是华裔农民一代人乃至几代人辛苦耕耘的成果。表面上看，这是一次“执行法律”的行动，因为这片约五百英亩的土地属于无地契农地，但实际情况远比一纸法律条文复杂。早在2020年6月，彭亨州政府就把包括这片土地在内的五千多英亩地段，交由彭亨皇家榴莲公司与农业发展机构组成的联营企业经营，随后204名农民提起司法审核，却在2023年被关丹高庭驳回。尽管他们成功在上诉庭争取到期间禁止砍树的临时禁令，但彭亨执法单位依然无视法庭谕令，擅自展开“阻断行动”，直接将法律程序与政治权力拉成了对立面，也引爆了社会舆论的不满。行动党劳勿国会议员邹宇晖等人第一时间站出来谴责暴力砍树，而最令人感动的是，穆斯林消费人协会也公开发声，虽承认政府有执法权限，却强调不能用极端手段铲除农民多年心血，建议更人道、智慧的方式解决，例如赋予农民租赁权、成立合作社，甚至把争议地带转型为农业培训中心。这种跨族群的声援，在马来西亚政治社会中极为罕见也极具象征意义——华裔农民的土地问题，竟然获得穆斯林团体的同理与支持，显示这场争议早已超越单纯的地契法律问题，而是关乎整个国家农业发展模式、生态保护与社会共存精神的大考。猫山王榴莲不仅是优质水果，更是马来西亚向世界输出的农业品牌，农民几十年努力种出来的成果，本应是国家的资产，如今却因土地法律漏洞与利益重组，被当成非法之物遭受砍伐，实在说不过去。从经济角度来看，猫山王产业每年为马来西亚带来数亿令吉出口收益，而彭亨州政府若一意孤行，最后可能得不偿失——毁掉的不只是榴莲树，更是农业信心和种植者的信任。目前来看，执法行动暂时喊停，农民正积极展开签名请愿，准备向首相安华与彭亨苏丹求助，外界亦在等待法院是否会发出新的裁决，阻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关键在于，州政府是否愿意退一步，与农民展开真诚对话，找出一个既保障法律原则、又保住国家农业资产的双赢方案。如果政治高层能够“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赋予这批农民合法的租赁地位，辅以合作社制度和生态保护措施，劳勿这片榴莲之乡依然有机会成为全民共享的农业典范。最终能否化解这场土地与利益的冲突，将取决于各方能否放下成见，用理性协商与制度安排取代暴力执法，用多元社会的智慧守住这片结实累累的土地。马来西亚要迈向农业现代化，靠的不是挥舞电锯，而是扶持真正深耕土地的农民。 巫青团团长阿克玛近日为街头艺人“气球哥”发声，再度引起全马社会关注。这名无牌小贩遭执法单位粗暴对待，引发部分网民与政界人士同情，但阿克玛的介入并不只是单纯“为小贩出头”，更像是一次政治动作的延续。从过去的KK便利店短袜风波、“清真火腿三明治”事件，到如今为街头小贩撑腰，阿克玛的政治语言始终围绕着“捍卫穆斯林权益”展开，手法一贯强硬、高调，赢得部分马来选民喝彩，却也引起更广泛群体的担忧：在一个多元文化社会里，这样的表态是否正在撕裂族群关系，而非弥合？尤其是在他身为巫统旗下青年组织最高领导人、又身处安华领导的团结政府之下，他言行的分量远不只是个人意见，而是政党形象的直接投射。问题是，阿克玛的立场和行动，越来越接近伊斯兰党的政治语汇——以宗教民族议题为核心、操作群众情绪、批评团结政府的多元路线，同时对伊党保持某种“温和”姿态。这就让人不得不怀疑：巫统是否正在经历一场内部右倾转向？而阿克玛，是否正是那场“右转运动”的先锋和代言人？从政略角度分析，这种政治操作无疑有其现实逻辑——强化族群认同，凝聚基本盘，制造“敌我分明”的立场对比，进而稳固自身在党内与社会中的政治位置。但这种策略也有代价，尤其是在马来西亚这样一个族群关系本已敏感、政治氛围容易受挑动的国家。一旦政治人物频繁透过宗教与种族议题制造话题，所带来的不仅是短期的民粹支持，更可能是长期的社会撕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