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贪会锁定英国资产风暴下的马哈迪家族：钱踪、制度与继承的三重推理【刘有发讲政治】 скачать в хорошем качестве

反贪会锁定英国资产风暴下的马哈迪家族：钱踪、制度与继承的三重推理【刘有发讲政治】

大家好，我是刘有发。 今天的新闻，来自布城的反贪会记者会， 阿占巴基说，针对马哈迪的调查还在进行， 重点转向被认为在英国名下的资产， 正在向英国当局索取详尽资料， 拿到就会对外公布； 这条线索，接续去年四月的资产申报案， 当时他确认马哈迪被列为受查对象之一， 因此通知两名儿子依反贪会法令第三十六条申报资产， 今年一月二十一日，莫克再尼申报约十亿令吉， 米占申报二亿四千六百二十万令吉， 阿占巴基说对两人的申报“感到满意”。 这就是当下的背景与数字。 一句话先给结论： 与其问马哈迪到底贪了多少钱， 不如问他所主导四十余年的发展路径， 是否制造了持久而隐蔽的寻租坐标， 把利益稳定地导向少数门户； 钱的去向，往往跟着制度的水渠走， 数字只是在渠壁上留下的水痕。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这句出自战国孟子的离娄篇， 原意是说，只有善心不够治国， 只有法条也不会自己动起来； 必须有与人性契合的器制设计， 再配以不徇私的执行力量，才能成事。 我们今天把它当作一把标尺， 量一量反贪会这次跨境取证的意义， 也量一量几十年里制度如何铸成渠道， 让财富顺着许可、批文、特许经营权流动； 要分清何处可借鉴，何处不可照搬， 这把标尺提醒我们： 看人更要看制，看制更要看行。 先把最敏感的点摊开说， “他到底有多贪”， 这不是立刻能用一个整数回答的提问； 反贪会到今天仍处调查阶段， 马哈迪本人多次公开否认贪污， 强调指控出自政治动机， 并说自己并未受益于儿子的经商， 这部分既要记在账上，也要等证据说话。 但是，制度的水渠，早在数字之前。 八十年代起的私有化、特许经营与产业政策， 把国家容量、批文权力与资本结合， 这在经济学里有一个经典名词， 叫寻租理论，克鲁格提出的观点是： 当稀缺的官方配额与准入许可能带来超额利润， 人与组织就会把脑力与资源， 投入到获得配额与许可的竞赛， 而不是提升生产率； 只要“拿到批文比做好产品更赚钱”， 财富就会在指标、批文、牌照的夹缝里沉淀。 把这条机制放回马来西亚， 你会看到电讯、能源、工程、地产业链上， 审批就是关键的水闸； 水闸开合，决定利润去向。 再加一层社会科学的放大镜， 委托代理问题讲的是信息不对称， 选民是委托人，官员是代理人， 当监管薄弱、透明度不足， 代理人面临把公共资源转为私益的诱惑； 反贪会的作用， 就是把隐秘的行动外部化为可核查的事实， 从而降低代理人的道德风险。 这一次跨境索取资料， 若能拿到产权、受益人、资金路径的硬证， 就把“看不见的手”变成“看得见的账”。 很多人追问钱去了哪里， 最常见的去处有三类： 第一类是产业股权与董事席位， 比如莫克再尼早年的油气服务， 从肯南查到沙普拉肯南查再到沙普拉能源， 又长期在大型电讯企业任职高层直至去年退任； 第二类是跨境配置， 常见为不动产、信托与家族办公室； 第三类是政治化支出， 包括竞选、动员与媒体等成本。 这些路径并不等于非法， 它们只是制度渠道的常见形态， 要分辨合法经营与权钱勾连， 要靠交易对手、估值溢价与监管豁免的细账， 不能用肉眼臆测。 家族层面的公开资料， 能提供一些坐标系。 反贪会披露，两名儿子的总额约十二亿多令吉， 并且对申报“感到满意”， 这说明至少在形式上完成了法定披露； 米占曾短期进入菲律宾圣米格尔系的董事层， 后来辞任且持股极微， 上市公司方面曾发文澄清， 这类“名录与席位”的信息， 对判断财富构成很关键， 因为它把现金流与治理权挂了钩。 再看跨境配置这一块， 这次调查的重心落在英国资产上， 如果属实且与不当得利有关， 英国的犯罪所得法提供了民事没收工具， 它不要求先有刑事定罪， 只需达到民事上的盖然性标准， 就可以冻结与追缴； 路径大致是国内调查、境外协查、 法院冻结再到处置与分配， 世界银行与英国内务部都有操作指引， 过去大马也曾就他人家族在伦敦的资产， 申请并获得冻结命令， 可见渠道是通的，但取证门槛很高。 回望旧案， 九十年代央行外汇交易巨亏， 皇家调查委员会给出三十一点五亿令吉的数字， 并认为当年存在隐匿处理； 再早些的锡价操作与八十年代的钢铁项目， 都把“国家之手”与“市场之手”缠在一起， 有的落在治理失误，有的止于指控与无罪； 这些并不能直接推导到某个人的贪污金额， 却为我们描画了一个更真实的地形图： 在权力与资本的接缝上， 风险如何被固化为成本， 又如何转嫁给纳税人。 如果把这幅地形图翻译成可操作的指标， 我更愿意看四个难被化妆的信号： 一是政府特许与牌照的溢价率是否长期高企， 二是关联交易与政府采购的集中度是否异常， 三是监管豁免与快批快审是否对特定主体反复出现， 四是关键岗位的人事旋转门是否成了固定通道； 这四个点，不靠传闻， 靠文件、公告与审计轨迹， 它们决定钱的渠线， 也决定数字将来会出现在哪里。 把孟子的那句话再拿回来照一照， 徒有善意的口号， 不能替代反贪的工程学； 徒有法条的条文， 也不能替代跨境协作的执行力； 这次反贪会选择跨境索证， 如果最后拿回产权证明、受益人清单与交易流水， 就等于给“徒法”装上了“自行”的齿轮； 制度的水渠， 才是最该被维修的部分。 有人问， 那到底要不要用一个“贪污额”来下结论； 我的回答是用贝叶斯思路更稳： 把既有证据当作先验， 跨境取证当作新的似然， 随着证据进来更新判断； 现在的先验， 包括两名儿子的申报、过往公开的产业履历、 以及当事人的否认； 等英国方面的产权与受益人细节落地， 后验就会更收敛， 届时再谈数字，才不至于走偏。 还有人问， 马哈迪死了，他的儿子怎么办； 先更正一个事实， 马哈迪今年一百岁，还在世； 如果假设出现身故， 作为穆斯林，遗产分配遵循伊斯兰继承法， 也就是法定份额规则， 男子份额通常是女子的两倍， 同时可通过伊斯兰遗嘱把三分之一定向捐赠或安置， 生前赠与与家族信托也常被用来安排照护与税务； 若有被法院认定为非法所得的财产， 则会先行冻结与追缴， 不进入继承程序， 海外资产还要同时满足属地法律的程序。 说到这里， 回头看两个层面： 个人与制度。 个人层面，反贪会还在查， 否认与指控并存， 结论要交给证据； 制度层面， 关键在于让法条真能“自行”， 让协作、公开、追缴成为常态化流程； 一旦渠道改造完成， 数字自然会出现在账本上， 而不是悬在空气里。 把镜头最后停在那句古语上，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它来自两千年前的忧虑， 却能解释今天的现实； 数字在路上， 制度在当下， 谁能把制度修好， 谁就能真正回答钱去了哪里。 我是刘有发，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