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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女知青的故事

　　1974年3月，我从重庆第一中学高中毕业，那时我17岁。一个月后，我和几万同龄人一道，唱着《共青团员之歌》，坐着大卡车下了乡。我们在卡车上一路唱着：“……再见吧亲爱的故乡，胜利的星会照耀着我们。再见吧妈妈，别伤心，别难过，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我插队落户的地方是四川省开县铁桥区立新公社永合大队第三生产队，从此便在那里度过了5个年头的知青生活。在我下乡之前，开县已接受了3批数千名重庆市的知识青年，他们分别是1966年、1968年和1972年下乡的，我们称他们为老知青。他们中间的大部分是老三届，同时又是有过辉煌经历的红卫兵。在我们一生中，他们给我的教益最多。我在这里记下的，就是他们中间3个人的故事。 邹眉 　　邹眉是1968年下乡的高中毕业生。 　　邹眉长得眉清目秀，胖胖的，皮肤白细，剪短发，说话轻声细气，言行举止中透露着高雅的教养和书卷气。 　　邹眉不是我们大队的知青，我们只是一个公社，相隔有20里路，她同我们队一个名叫杜晓玲的女知青要好，常来，我们就熟悉了。记得我们第一次正式认识时，几个一同下乡的男知青正在打一个农村青年，邹眉坐在门口和杜晓玲说话，她当时就轻声细语地指责我们，我们几个男知青都是部队的孩子，从小在军营里长大，又见识过重庆武斗的枪林弹雨，崇尚武力，一群十六七岁想做英雄的小青年，被一个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女孩子指责，虽说指责是轻声细语的，总归是不高兴。但不知为什么，当时发誓要打遍天下的我们却没有发作。大家都坐在我的茅草屋前，一边弹六弦琴一边唱歌，先是我们唱，后来邹眉也唱。她会唱的歌很多，不仅仅限于知青歌和当时流行的歌。唱着唱着，大家都不唱了，听邹眉一个人唱，到后来连六弦琴和口琴都停了下来，因为无法为她伴奏，就听她一首接一首在那里唱美国的、法国的、德国的歌曲。那天晚上星星很多，月儿很亮，山脊上刮过一阵阵清风，我们谁也不说话，在地上坐了很久很久。 　　邹眉出身于书香门第。她的父亲是重庆钢铁公司的总轧钢工程师，一位留学德国的冶金专家，在中国冶金行业颇有名气，前后被毛主席、周总理接见过5次。本来是一个前程似锦的高级知识分子，不知为什么却去说江青的坏话，被抓了起来，关进了监狱，于是邹眉和她的3个哥哥便先后下乡当了知青。后来我们见过这位不会说话的冶金专家一次，那是我们都回城之后。有一次邹眉和她父亲一起到我家来玩，我的父亲请他们父女俩吃饭，饭是在馆子里吃的，其中有一道菜是炒嫩蚕豆，等大家都吃完饭准备起来离去的时候，冶金专家发现盘子里还剩着十几枚豆子，便又坐下，毫不拘泥地拿起筷子把豆子一颗一颗全吃完，这才起身离去。 　　邹眉是一位非常可爱也非常令人尊敬的大姐，在我们相识的几年中，她一直关心我、帮助我，给了我很多指点。她懂的很多，是那种少有的知识渊博的女知青。每当她到我们知青点来的时候，晚上我们总要坐着说很长时间的话。话题多是不限定的，她给我讲中外历史、讲天文地理、讲古代文学、讲中外名著讲生命的奥秘、讲生活小常识……她总是慢声慢气地娓娓道来，一点也不急，语气中没有大跌大宕，如梦一般让人觉得美妙无穷。我们队离区里很近，每个星期邹眉都要到区里来赶场，她总是头一天收了工以后赶到我们队里来，于是每个星期我都能从她那里听到美丽的故事，这几乎成了我迷恋不已的必修课。我真是佩服她极了！我那时就想，她怎么会懂得这么多？她那个又黄又细的短发下的脑袋里，还会装着一些什么呢？ 　　邹眉的与众不同，除了她的教养和渊博的学识外，还有她心态的平衡。上山下乡的知青中没有几个是自己选择的这条路，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抱怨命运，在我认识的知青中，不抱怨命运的只有邹眉一人。从来没有听她说过命运的坏话，也从来没见过她多愁善感，她总是给人一种博大和安宁的印象，和她在一起，你会老想着这个世界的好，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不公平之处。 　　打倒“四人帮”以后，邹眉的父亲从牢里放了出来，冶金专家出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1977年春季招生时为女儿搞到一个重庆大学电子计算机专业的招生指标。那一年的老知青中通过招生招工回城的有不少，其中有一名男知青叫陈泽诚。陈泽诚和邹眉是一个知青点的，下乡前他们分属于不同的红卫兵组织，有很深的派性芥蒂。下乡8年当中，他们出入一个大门，在一个灶房里做饭，却从没说过话。陈泽诚的父亲是特殊钢厂的一名老技工，他给儿子弄到的是本厂技校的招生指标。本来政审体检过后就准备回城了，家当都送人了，谁知后来出了问题。按照招生规定，技校生年龄不得超过25岁，而陈泽诚刚好超过了，也就是说，他不符合招生规定，不能被招生回城。陈泽诚是条铁打的汉子，当年武斗时他冲锋陷阵，枪林弹雨中都没眨过眼睛，但知道因为超过了年龄不能回城时，他当场就哭了。在农村熬了8年，眼看有了一个回城的希望，却又破灭了，这个打击对谁都是致命的。邹眉知道了这件事，是她同派别红卫兵组织的一个战友告诉她的，那人说，活该他陈泽诚倒霉！邹眉听了这话，什么也没说，第二天跑了几十里路到公社，找到公社知青办民主任说，她愿意用她那个重庆大学的招生指标换陈泽诚的技校招生指标，她年龄不满25岁，而大学则不限定25岁，这样两个人都可以回城，但她不愿意和陈泽诚说话，所以请民主任做个中间人，帮助两个人互换招生表格。听到这件事，所有人都震惊了，不要说两个人因为观点不同整整8年没说过话，就算是再好的朋友，那个年头，谁又肯用一个大学指标去换一个技校指标呢？当然，最震惊的还是陈泽诚本人，我没有看到他当时的表情，但我能够想象，那份重庆大学的招生表，不仅改变了陈泽诚的命运，也改变了他的人生观。 　　事后邹眉非常平静地对我说：一张表就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这种事谁都会做的。 　　邹眉回城后到技校读书，我们常有来往。第二年高考制度改革，邹眉报了名，她报的是一所重点大学，名字我记不得了，反正是名牌大学，在四川省也就招两三名。我们都知道，像邹眉这样底子厚实的人，考上大学几乎用不着费多大力气。高考一共两天，第二天，我正在家里看书，我那时白血球骤然减少，正在家里养病，邹眉来了。我很吃惊，问她怎么没有去参加考试。她说她耽搁了，早上去考场的路上遇上一场车祸，一位老太太被车撞了，躺在路上没人管，她看不下去，就把老太太送去了医院，从医院出来时，再赶到考场已来不及了，她还说，昨天考的那两门没考好，所以也不遗憾，等来年再考吧。我听了，也无话，总是有些替她抱屈。我们大院有一个老红军的家属是重庆市招生领导小组的，她也认识邹眉，这事过去一段时间后，有一次她告诉我母亲，说后来邹眉考过的那两门卷子找出来了，单科成绩是重庆考生的第一名，谁都不明白这个考生为什么不接着考下去，若考下去，只录取一名也会是她。我听了这话，良久说不出话来。后来把这事告诉邹眉，她却很平静，没有丝毫的失落感。 　　一年多以后我离开了重庆，从此与邹眉断了联系，只知道那个时候她已经放弃了考大学的念头，因为有规定，中专和技校生毕业后工作不满3年不得考大学，她打算直接考研究生。我离开重庆后，经常想起她，想她给我的那许许多多的教益，想她怎样从容平静地把握自己的命运。在我的想象中，如今她恐怕早已在国外读完了博士后，但不管如今她在哪里，在做什么，这个世界在她眼中，永远都是美好平静的。 鲜玲 　　我是在下乡的第一天，生产队的老乡接我到队里去的路上见到她的。那时我们刚涉过一条小河，在河边穿鞋子，她背着一捆柴禾从小路上走来，柴禾很重，压得她气喘吁吁。她穿了一身很旧的男式咔叽布中山装，袖子和裤腿都绾了起来，长发盘在头顶，显得单薄而孤独。接我的老乡和她打招呼，叫她“老鲜”，她便站下来，和老乡说话。她脸上带着一丝麻木的、似有似无的微笑，那微笑很忧郁，从此便一直保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鲜玲是老三届初中毕业生，我下乡那一年，她已下乡6年了，年龄该是20出头。她是一队的，和我们三队只隔一条小溪，她那个队只有她一个知青，知青点在一座名叫七子梁的大山脚下，孤零零的，是两间干打垒的土墙茅草屋。 　　鲜玲是我们公社最漂亮的女知青，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她的漂亮是一种忧伤的、孤独的、遭人非议的。她是独生女儿，没有兄弟姐妹。她的父亲是大烟鬼，新中国成立后被关了起来，后来被政府镇压了。我后来想，她父亲恐怕还有些别的什么问题，否则光是吸鸦片，怎么也不至于被弄到挨枪子的地步。她的母亲早年是怎么生活的不得而知，但后来丈夫被枪毙后，为了养活尚未长大的女儿，这个未亡人做了暗娼，为此文革期间在街道里遭过不少罪。这些事，都是后来我当上了基层干部从组织那里了解到的。 　　鲜玲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能歌善舞。她身材匀称，在中学读书时跳过“白毛女”和“吴琼花”，受过业余舞蹈训练，下乡以后，她便成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骨干。公社每年都要组织文艺汇演，当时我负责抓大队的文艺宣传队，鲜玲因为有一技之长，就由她来编导节目和演主角。有一年，大队为了在公社汇演中夺魁，打算排一出大戏，当时的大戏，有8个样板戏放在那里，因为除了鲜玲，谁也不会跳足尖舞，伴奏也是问题，所以到后来就决定排《沙家浜》，鲜玲演阿庆嫂，我演刁德一，另一个男知青演胡传魁，其他的人，也各有分工。就演戏而言，鲜玲无疑是内行，她对排演非常认真，总是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教我们，唱词如何，身段如何，台步如何，说得很详细。当时我们大队1968年下乡的知青只剩下她一人了，其他都是1972年和1974年下乡的。我们这些知青，大多不喜欢鲜玲，觉得她出身下贱，又有些清高（后来我想，原因应该还有一条，就是她长得太漂亮），所以排演起来，都不与她配合，大家都故意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有时候弄点小把戏来哗众取宠。这样排演起来，既不严肃，进度又慢。鲜玲很生气，但大家的故意她是知道的，纵有千般委屈也说不得，在那种气氛下显得很孤立。有一次，两个男知青恶作剧，故意把她教的身段变成痴残人状，逗得大家嘻哈乱笑，气得鲜玲流着泪一甩手走了。我当时有一种“叫你教戏是看得起你，你有什么资格拿捏”的想法，当即叫人撵上去通知她，如果她不立刻回来老老实实教戏，就扣掉她的工分，并且以阻挠和破坏宣传队工作罪处理。当时为了在公社汇演中夺得名次，大队给每个宣传队员每天10个工分的待遇，一般女知青在生产队干再重的活也只能拿到七八分，有的还只有五六分，没有工分，口粮分不回来，就得饿肚子。我这一招，无疑是杀手锏，不一会儿，鲜玲果然乖乖地跟着那人回来了，红着眼圈，又教大家排戏。 　　我们就这样排练下去，练得黑汗直流，到公社演出的时候，还是出了问题。公社汇演时，我们大队的《沙家浜》被排在头一场。演到“胡传魁的队伍进村”一场戏时，本来有这么一段：刁小三追一名村姑上场，两人围着春来茶馆的桌子追逐绕圈，刁小三欲夺村姑的包袱，村姑说：“你为什么抢包袱？”刁小三说：“抢包袱？我还要抢人呐！”便扑上去做抢人状，村姑惊呼：“阿庆嫂！”阿庆嫂便出来解围。这段戏是过场戏，不难，谁知演到这里的时候，扮演村姑的大队书记的女儿不知是太紧张还是假戏真做了，抱着包袱死也不肯松手，刁小三夺了几下硬没夺下包袱来，众目睽睽下有些慌了神，就小声对她说：“你快松手呀！”“村姑”仍不松手，还回头扯着喉咙朝后台喊了一句：“阿庆嫂，快来帮忙！”逗得台下的观众一阵哄笑。 　　好歹把这一段对付过去了，戏继续演下去。演到《智斗》一场时，其中有这样一段：刁德一命令手下人抓了一些渔民，逼迫他们下湖捕鱼，以诱使藏在湖中的新四军伤病员走出芦苇荡。阿庆嫂知道这是一个圈套，心里很着急，一个人在台上，有一大段表白心理斗争的唱词，最后阿庆嫂看到了墙上挂着的草帽，急中生智，将草帽丢进湖里，刁小三、胡传魁等人以为有人跳水送信，冲上台来朝水中开枪，枪声示警，打破了刁德一的计谋。当时鲜玲一个人在台上唱着她那一段很长的唱词，我们这些演刁德一、胡传魁、刁小三、刘副官的都站在台后，一边扯着喉咙喊“我们不去！”“我们不下湖！”“谁不去就毙了谁！”之类的后场效果，一边说笑着准备上场，负责管声响效果的是一位本地知青，他太紧张，当他看到“阿庆嫂”从墙上取下草帽时，鬼使神差地跳将起来，将几枚电炮砸在地上，电炮“砰砰”地炸响了，我们听到枪响了，也没弄清台上的情况，糊里糊涂地冲上台去，高喊着“有人跳水！”纷纷朝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