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等鼓吹的中国经济成功的秘诀县际竞争为何最终走向破产|杨小凯|林毅夫|许成钢|周雪光|中国经济制度|公地悲剧|袁剑|奇迹的黄昏|中国改革|分税制|土地财政|城投债| скачать в хорошем качестве

张五常等鼓吹的中国经济成功的秘诀县际竞争为何最终走向破产|杨小凯|林毅夫|许成钢|周雪光|中国经济制度|公地悲剧|袁剑|奇迹的黄昏|中国改革|分税制|土地财政|城投债|

#中国经济 #张五常 #土地财政 #城投债 在张五常教授看来，市场主体可以不拥有所有权，只需拥有使用权，只要使用权能够自由转让市场就可以运行，使用权的自由转让就等同于所有权本身。使用权的转让关系体现在承包制上，县与上级部门之间是承包制，县与域内企业之间是承包关系，而承包关系建立在“分成”之上，这也是他早先在“佃农理论”中就已提出的思想。经济学一般认为，建立在个体所有权之上的经济才是可以正常运行的，但张五常教授则认为即便个体所有权缺位，经济照样可以运行得很。 张五常总结认为，县际竞争是中国经济成功的一个制度创造。 对于中国经济制度，张五常说：“平生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全世界历史上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 中国制度这么好，但是张五常认为别的国家学不了。 他认为：中国的地区层层分成与县际竞争促成土地的效率使用及协助财富累积，史无前例，发展中国家要拜中国为师。但如果土地已经是私人财产，中国的制度是不能仿效的。中国的持久高速增长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可惜北京的朋友似乎不重视这制度，没有悉心地修改一些细节。更不幸是二○○八年初北京推出新《劳动合同法》，使曾经严厉执行该法的工业重镇的优势一去不返。该合同法是从西方抄回来的。 杨小凯谈中国和苏联的区别时认为，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的经济上的成功，而苏联是失败的，因为中国在打算改革开放之时没能建立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当时中央权威丧失，地方可以自行其是的去试错冒险，这可以从凤阳县小岗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冒险开始，然后是各地的个体户、乡镇企业的星罗棋布的发展。这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不是计划的过程。 袁剑在《奇迹的黄昏》中分析认为： 改革，是在旧体制早已山穷水尽因而也就形同虚设的广大农村地区进行的，所谓特区也不过是旧的行政体制无法顾及的管制边缘。当与传统经济体系以及政治权力联系紧密的中国城市仍然没有与改革产生正面冲突的时候，改革的效果立竿见影。 中国城市改革一直沿袭了这个以官僚集团利益最大化为首要取舍的动力模式。以不受监督的官僚体系之手为全体民众谋福利，其中悖论无异于与虎谋皮。这种改革逻辑在 8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中期带给中国的是：周期性的通货膨胀和周期性的腐败浪潮，是周期性放权和周期性收权的钟摆效应。于是，中国的城市经济改革变成了官僚集团内部的权力博弈。 中国的城市改革之所以选择 “官僚分权”模式， 是由中国政治的潜在利益和投票结构决定的。有什么样的政治结构就有什么样的改革模式，作为当时中国政治结构中最有力甚至是唯一的政治投票者，官僚集团选择改革模式必然是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首要取舍。在城市改革中如果选择 “还权利于民”的模式，不仅将失去对改革进程的控制权，也将同时失去对“改革”的解释权，更为紧要的是， 这种带有强烈政治改革意涵的模式一旦启动，势必将对官僚阶层的整体利益造成难以预测的冲击。 从某种角度上说，改革的全部意义在于：打破旧有的导致低效率的分配制度， 并确立一种能持久推动经济成长和经济创新的合理分配制度。然而这一目标在导入城市改革尤其是 1992 年之后， 变得越来越难以辨认。事实上，在 1992 年之后，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首先富裕起来的主要不是那些具有勤奋品质、创新能力的 人， 而是那些掌握了官僚权力以及接近这种权力的 “ 内部人”。在经济增长的表象之下，旧的分配制度却以新的面貌开始加速运转。以前主要被用来分配社会等级的政治权力，现在变成了分配社会财富的主要依据。 在这个逻辑的支配之下，政府行为的两个趋势就变得至为明显。一方面是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职能（官僚体系经常成为经济增长的经纪，这在政府招 商引资的积极表现上体现得非常突出）被不断强化，另外一方面则是， 政府提供公共品职能被不断弱化。 分税制之后，地方政府是获得自己财政收入的主要责任者，由于地方财权与事权不平衡，特别是县一级政府有很多事要办，但财力不够，就找土地想办法。只能通过招商引资和卖地。 另一因素是发展就是硬道理，GDP排名考核干部的唯GDP论。许成钢认为当中央给地方多项既要又要的KPI时，地方就只会去选择完成最重要的一项，也就是上级实际上最需要的那项。这项KPI曾经是计生，后来是GDP。 所谓县际竞争，实际上就是中央无法实现完全的计划经济时，将部分权限放任给地方。这主要是相当大的招商引资权与地方预算权。本来中央觉得可以通过财政拨款来控制地方的财政预算，但是地方发明城投公司加地方银行的融资平台，突破了预算限制。在改革无力的情况下，依靠负债基建加房地产来发展经济。 没有所有权，使用权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其背后就是基于权力的寻租，而不是基于所有权。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是不受市场约束的。因此，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不是市场竞争，而是权力的竞争，比如地方政府可以拼命地压低资产价格来竞争，如张五常教授说的，为了竞争，可以把地价压到“负”，张五常教授认为地方政府这种做法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并且用他在“佃农理论”中提出的“分成论”来对这一做法进行解释，同时也是对它进行辩护，但换个角度看，这种做法难道不是权力扭曲市场吗？他把“扭曲”说成了“效率”。 “县域竞争”只是一种“模拟的”竞争，和真正的市场竞争无关，它预设了理想的市场已经存在，以及完备理性的经济主体，这种情况下其实是不需要竞争的，尽管张本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也意味着用“县域竞争”来解读中国经济行不通。 地方官员对上负责，对短期负责的激励机制，必然决定了假设地方官员是理性的话，不会是张五常所说的那种理性。 即使官员考核激励机制有助于提高短期的经济增长，也并不意味着当前的经济增长处在长期经济增长的最优路径上。而且中国经济长期存在金融抑制、实际利率偏低的现象，这造成了投资过多、回报下降，有可能使得投资偏离经济增长的“黄金律”最优路径，在长期反而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 如果在微观上，官员激励是有利于短期增长的，那么，宏观上的结构性问题就被地方官员行为放大了。评价地方上的投资是不是过度，一个重要的判据是后续有没有足够高的回报。实际的情况是，投资过多、产能过剩导致的是投资回报下降、地方债务高企的后果。 官员越年轻，越有可能开建新城，而且这种效应主要体现在2009年之后新城建设全面开花的时期，表明稳增长的目标导向辅之以年轻官员的政绩冲动，催生了大规模的新城建设。而且，新上任的地方官员在土地供给相对丰裕的人口流出地和中小城市推动建设新城的动力更强，但事后带来了地方政府债务的增长 地方官员通过最大化本地经济增长而获得晋升，这使得同时处于政治和经济双重竞争的地方官员之间的合作空间非常狭小。中国工业的地理集中和行业专业化在2005年左右均由上升转为下降，致使省际产业同构现象加剧。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地区和地区之间分工下降的现象，伴随着地区间GDP增长速度收敛和宏观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恶化，这只可能归因于行政干预资源配置的“空间错配”，即资源并未流向回报高的地区。 同时，中央政府的产业政策是地方政府制定本地产业政策的重要参照，凡是被中央政府选为政策支持的产业，其在各省有更高的概率被地方政府选为政策支持的产业，这导致了各省之间产业政策的高度相似。这种发展模式往往使欠发达地区偏离自身条件，被动“复制”发达地区经验，造成中国工业的地理集中过低和地区间分工不足。比如光伏、新能源汽车等一窝蜂似的大干快上。 中央也认识到了以上问题，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引入公共服务、环境保护的考核指标多元化，或者承担的是国防安全这样的职能（特别是在边境地区），弱化它的经济总量和税收目标，再比如2022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发布，要在商品、服务和生产要素的市场建设方面加强制度的统一建设，畅通国内大循环。 但是，以上措施实则被看作是朝着加强计划经济方向的努力。而任何经济学家都应该明白为何这种计划经济必然失败，因为他不经济。不理性。 另一被提及的方法是是打破中央对地方的软预算约束和刚性兑付。只有打破软预算约束和刚性兑付，才能化解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真正让地方政府对自己的负债行为负起主体责任，金融市场才能对债务存在的风险进行定价。但这是办不到的，因为之所以出现问题来自地方事权和财权的不对等，来自地方居民的无议价权状态。而这些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想要解决需要同时给地方和民众放权，这怎么可能，会靠近西方真正的联邦制，所以问题也就必然是无解的。 00:00 引言 00:52 何为县际竞争 04:22 县际竞争的本质是什么 14:44 县级竞争的必然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