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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的所谓“党性” 是和人性截然对立的，一旦环境宽松、控制减弱、与外部正常社会接触增多，党员和人民群众中就会出现人性复苏的情况，中共则面临着“党心”涣散、难以维持的局面。因此，对于中共来说，周期性的政治运动也就成为必然。 几十年来，中共始终把完全控制意识形态领域作为其党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中共通过中宣部掌控全中国的舆论导向，贯彻传达“党”的意志，通过国家宣传机器，对民众进行反复洗脑宣传，把全民思想统一到中共中央的意图上来。中国的两千多家报纸、近万种期刊、上千家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几十万个网站，均由中宣部和各级宣传部负责管理。 众所周知，中宣部并没有自己的意志。它以中共中央的意志为意志，以中共的集团生存为目标，以共产党的利益为根本利益。中宣部的工作，说来简单，那就是一面封杀真实，一面制造虚假以取代真实。 http://www.epochtimes.com/gb/6/10/5/n... 二十世纪初兴起的电影作为一种全新的艺术和娱乐形式，与传统艺术形式相比，具有很大的优势，迅速在社会上普及开来。嗅觉灵敏的共产党很早就注意到电影。列宁说：“电影是教育群众的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在所有的艺术中，电影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 1951年，中共夺权后第一个思想改造运动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毛泽东亲自捉刀，对《武训传》进行高调批判。毛泽东此举预示著其后的中共历任党魁都对电影这一艺术形式格外重视。1953年，对电影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部完成，早于对其他民族工业的改造。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中共把电影生产纳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对电影进行行政指令性管理。 从1949年到1966年间，中共总共拍摄了700多部故事片，全面编造“历史选择了中共”的谎言、图解中共各个时期的政策、正面烘托党代表人物、贬低传统文化和传统人物。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有《白毛女》、《钢铁战士》、《南征北战》、《青春之歌》、《红旗谱》、《地雷战》、《地道战》、《李双双》、《红日》、《小兵张嘎》、《英雄儿女》、《野火春风斗古城》、《霓虹灯下的哨兵》等。 在这些影片里，中共领导人、中共的所谓“英雄模范人物”、甚至心理阴暗、行为下贱的中共特务都成为被歌颂的对象。电影这种媒体形式使中共能够“逼真地造假”，俊美的男女演员、诗情画意的环境氛围、传奇般的或史诗性的情节设计，最大限度地达到了烘托党代表人物的作用。人们心理上觉得艺术作品里的人物形象更“本质”、更具有普遍性，更有资格代表“党”，殊不知他们看到的只是“党”的假面具而已。 1949年以前，电影主要是一种城市艺术。为了扩大电影的宣传范围，中共以行政区为单位进行电影发行，系统建立电影放映队，把宣传触角伸向农村和厂矿基层。1949年全国电影放映单位为646个，到1957年增加到9965个，其中电影院1030个，电影放映队6692个。工会放映队在1954年一年放映114000多场，观众达1.1亿人次。这种电影放映队一直活跃到八十年代中期，对普及党文化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90％以上的“十七年”（1949年到1966年）电影被打成毒草，文艺领域成了样板戏的天下。1979年，“十七年”影片被大量解禁，当年全民平均观看电影28次，全国电影观众达293亿人次之多。这种现象其实反映了中共的一个统治策略。在经济上把人民剥夺到一无所有，所以只要经济状况略有好转，人们就对中共感恩戴德；在文艺领域把人民剥夺到一无所有，人们就会对灌输党文化的宣传品甘之如饴。 传媒研究发现，一种媒体越是诉诸人的多种感官，越是容易取得较好的效果。电影作为一种艺术，综合了文学、音乐、美术、表演等等，全面诉诸人的各种感官，是一种非常强有力的宣传形式。中共在电影里塑造了大量的党代表人物，他们的说话声调、面部表情、肢体语言等等，成为人们、尤其是青少年模仿的对象，比如毛泽东在地图前“指挥若定”的形象，苏联影片中列宁的演讲动作等等。很多电影中的语汇进入人们的日常语言之中，例如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的台词“为了胜利，向我开炮”就一直流行到今天。电影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改变着人们的心理和行为模式，其效果之巨难以估量。 中共对电影的重视程度超过对文学的重视程度，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似乎越来越是如此。1989年之后，中共在意识形态上趋于收紧，1990年到1992年之间，在电影上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主旋律”高峰。 http://www.epochtimes.com/gb/6/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