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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新樂園藝術進：都市裡的河駐藝術家聯展 尹子丹

這件作品源於我的一個習慣，當情緒焦慮或寫作陷入困境時，我常到伯公廟坐坐。神明的所在磁場安定，在那裡腦中會平靜如水，思緒不再雜亂，書寫的節奏變得流暢。慢慢地，我開始把寫論文的過程搬進廟裡，這一行為，從最初調適情緒的個人經驗逐漸變成了將知識生產帶入宗教空間的行為實驗，一种關於書寫、信仰與知識生產的串聯。 「日常」與「痕跡」 我坐在廟裡用電腦寫作時，身邊偶爾會坐著喝茶的阿北、帶孫子的阿嬤，時不時有人往來日常上香，按照傳統的儀式與神明對話，所有人聚集於此，期待受到一種古老且模糊的庇佑。在不同的伯公廟里我們都發現很多新舊事物併置的「痕跡」（trace），比如古老靜默的神像與神龕兩側的電燈、比如紅漆斑駁的筊杯在年輕的手中被投擲，比如依尋傳統儀程求籤后用AI解籤詩，甚至廟前不同年代的椅子被幾代人共同使用等等，這形成了一種奇妙的延異（différance）空間，仿佛所見之物沒有盡頭，因此在廟裡寫論文這件事在香火繚繞中也變得奇妙起來。 「書寫」與「儀式」 索緒爾的語言學認為符號的結構是一種痕跡結構。在德希達的視野裡，書寫與語言同為表意的符號系統，因此書寫被納入一個以任意性、差異與痕跡為核心的符號學、文字學框架之中。符號的結構由「痕跡」所決定，於是書寫的運作亦呈現為一種痕跡結構。在場的解構，乃是藉由不可還原的痕跡，即原初書寫的觀念來完成的（Derrida,1976）。因此對「痕跡」的理解不是「在場」，而是一種在場的擬像：它移位、錯位，並指向自身之外。書寫因此即屬於在場，又超越在場，永遠延宕意義的完整呈現。Bell（1992）提醒我們儀式的核心在於身體透過重複行動進入秩序。Mary Carruthers（2014）則反覆以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例子來展示「祈禱、情感、記憶、書寫」的連續關係，闡述在中世紀修道院文化中書寫如何透過文字把身體導向秩序與靈修。在中國宗教傳統中，神明同樣以書寫與閱讀而臨在，書寫既是痕跡也是儀式。亦如Anna Seidel所言：「中國的神明，既不說也不聽，而是書寫與閱讀。」透過這樣的儀式我們仿佛被帶往時間交疊與無限開放的不可見之境。於是，書寫—痕跡—儀式在此交織，每一次書寫既是痕跡的留存，也是身體的重複行動，成為一種儀式化的實踐。 「寫」與「拜」 「作為一名研究者，寫作成為一種工作日常，但這種日常需要進入伯公廟執行時，我們遵循了傳統的拜拜儀式，併用投擲來詢問神明的態度，在得到允許后才會拿出電腦找一処陰涼通風的地方開始工作。此時的寫作被放置在特殊的空間、時間、秩序之中，它已區隔(distinguish)於日常，被吸納到一個更大的秩序（神明、社群、信仰）之中，成為了身體、精神共同進入信仰結構的實踐，在這個場域中「寫」與「拜」成為同一種行為，通過自我交付讓缺席者（神明、祖先、歷史）在場，使「不可見」暫時顯現。 「刪除線」（sous rature）與「扶乩」 《我在伯公廟里寫論文》，這件作品的呈現包括，照片、視頻作為記錄載體，記錄的是瞬間，打印文本代表著複製的知識理性。香灰既是扶乩書寫的媒介，在這裡又代表著公共記憶與儀式的「餘緒」，可被視為痕跡，某種程度上可以理解為如同Derrida的刪除線（sous rature）概念，「必須被使用，又無法完全自明」。而用香灰撒在由紙粘土捏製的伯公雕塑上，覆蓋之處彷彿無法言明的文字，是將燃燒過程的殘餘帶入書寫之中其亦如扶乩的痕跡，這些文字也是「在場」的痕跡，它們確實落在紙上，又同時是「缺席」的，因為它們所召喚的不是能完全把握的意義，而是永遠延宕的他者，神明的沉默、香火的消散、記憶的斷裂，一個「永遠已然缺席的在場」。 最後，這件作品也可以被看作是一場宗教人類學的田野調查，在眾神環伺的場域裡生成一種「個人—社群—神明」的跨界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