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需要補課 - 新文化運動和《新青年》｜炒作｜騙局｜八大衚衕｜陳獨秀｜列寧主義｜布爾什維克｜中國布爾什維克組織機關｜新青年杂志｜新青年歷史 скачать в хорошем качеств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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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需要補課 新文化运动和《新青年》，有人認為，這是一个妄人，一场炒作，一桩骗局，如果不是八大胡同那一樁公案，陳獨秀不可能轉而信奉列寧主義，《新青年》也不會成為布爾什維克的宣傳陣地 －－－－－－－－－－－－－－－－－－－－－－－－－－－－－－－－－－－－－ 訂閱楊錦麟頻道，每天免費收看最新影片 歡迎各位透過超級感謝支持我們的創作 亦可通過PayPal支持我們：http://bit.ly/support-laoyang －－－－－－－－－－－－－－－－－－－－－－－－－－－－－－－－－－－－－ 華人社會大變將至，老楊堅持在亂局中繼續做好本份，為大家提供獨到而全面資訊，助大家一同分析時局，安身立命。為支持團隊運作，老楊特別為各位舊雨知音準備各種優秀產品，由頂級高山茶葉，到日常淺酎的紅白葡萄酒，一應俱全。 最新推出老醬香白酒，百年在地窖藏，上思上想不上頭，懇請各方好友支持。歡迎掃二維碼添加微信諮詢：zhujiu30 或 微信qingtongtong100 －－－－－－－－－－－－－－－－－－－－－－－－－－－－－－－－－－－－－ #中國 #中国 #老楊到處說 #楊錦麟論時政 #楊錦麟 此次来京没有拉到一分钱赞助，却开启了陈独秀个人事业上的全新机运，也使得《新青年》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浴火重生。 事情有如此巧合，只能用“天意”来解释了。1916年11月底，陈独秀一来到北京，就拜访了暌违已久的老朋友汤尔和、沈尹默，并送上自己编撰的几册《青年杂志》和《新青年》。就在几天以后，北洋政府拟任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虽然尚未经教育部公布，蔡已经在四处征询意见，以网罗人才来组建自己的班底。 情节的发展令后人觉得不可思议——蔡的征询对象，正是陈独秀刚刚拜访过的汤尔和、沈尹默，而这两人不约而同地认为，陈有资格担任北大文科学长。这个职位相当于后来的文学院长，其重要程度仅次于校长。 为增加说服力，沈尹默还特意给蔡元培一册《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二号，其中刊载了一篇陈独秀关于青年教育四点方针的论文。 蔡元培携卷回家，展读之下，惊喜交加，觉得陈氏的观点於我心有戚戚焉。何况此君亦是故人。十二年前，陈独秀在上海参加了章士钊组织的秘密反清团体，负责制造炸弹，老革命党蔡元培还专门来观摩学习过一个月。此后蔡对陈独秀一直很有好感，“很佩服他的毅力与责任心”。 既然一切都如此对路，那么，文科学长就是陈独秀了——而又是个恰巧，他本人还就在北京。于是，12月26日，就在正式被任命为北大校长的当天，蔡元培敲响了陈独秀在北京所住旅馆房间的大门。 1917年农历春节后，陈独秀到北京就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的编辑部也顺理成章地移驻到了他在北京的居所，北池子箭杆胡同九号。 此时该杂志刊发了一篇后人看来影响中国文化史至深至远的文章，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文章的发表，被视为中国近代史上“新文化运动”的开端，但在当时的主流知识界并未引起多少反响，根本没激起陈独秀预想中的轩然大波。 为此，他又在下一期继续鼓吹，发表了《文学革命论》，由“改良”而“革命”，姿态愈加激进，言辞愈加严厉，但很遗憾的是，依然于学界悄无声息。 这正是鲁迅后来所评论的，最可怕的事情不是得不到赞许，乃是甚至连反对意见都没有。 而且陈独秀履新北大后，遍邀诸位同事为《新青年》写稿，导致成本支出中稿酬大幅度上涨，发行量却没有增加。群益书社实在无力支撑，1917年8月，也就是编辑部搬来北京才半年，杂志第二度停刊。 此时的陈独秀月薪三百银元，经济上对于这本杂志已完全没有依赖，但《新青年》一直寄托着他的梦想和理想，因此他一定要想尽方法维持下去。 在1915年9月的《青年杂志》创刊号中，陈独秀已经呼吁“国人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也就是说“德先生”不是共和国体，不是民主政体，而是思想伦理层面的“人权”，即陈氏为之追求一生的“个性解放”。 在这一连串的挑战之下，中国的主流知识界终于有了响应。先有《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的郑重答复，后有林纾借小说《荆生》情绪化地出了口恶气，又在致蔡元培的公开信中详细阐述了保守派对于白话文运动的整体主张。 此时的陈独秀最关心的并不是孰是孰非，学术争论永远没有标准答案。他只想知道，这场从1918年9月爆发的大规模混战已经历时半年，对于《新青年》的销量有否显著提升？ 这次陈独秀终于成功了。1919年下半年，《新青年》的发行量暴涨了十倍之多，从一千份扩展到了一万份，最高峰甚至达到了一万五千份。 根据1919年底杂志编辑部和群益书社重新订立的合同文本，此时杂志于“中国北部每期可销一千五百份”，这个数字当然不大，但当时京津地区是保守派知识分子云集的大本营，《新青年》能在该地有如此销量，已是难能可贵，甚至可以说是取得了重大胜利。 然而此时的陈独秀，却悄悄地离开了北京大学。因为某些生活细节的不检点，他被同事们攻击为“私德败坏”，蔡元培被迫劝其离职。命运的吊诡之处在于，竭力排斥使其去职的，正好是两年多前竭力推荐令其就职的，他的两个老朋友，汤尔和、沈尹默。 《新青年》编辑部又随着陈独秀回到了上海。此时的陈，其人生梦想和政治理想在经过上下落差如此悬殊的洗礼后，发生了剧烈转向，成为了列宁主义者。杂志的办刊方针也随之而变，脱离新文化运动阵营，而逐渐成了宣传苏维埃运动的“同志刊物”。 于是销量开始下滑，但因政治宣介的需要，页码却越来越厚，到1920年5月的“劳动节专号”，甚至增加到四百页之多。这次群益书社再也忍受不了办刊成本的大额超支，和陈独秀彻底闹翻，分道扬镳，整整五年的合作画上了一个并不完美的句号。《新青年》杂志也就开始独立运作，以中国布尔什维克组织机关刊物的面目，重又站到了历史潮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