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元首苏丹依布拉欣与安华政府平权争议。【刘有发讲政治】 скачать в хорошем качестве

国家元首苏丹依布拉欣与安华政府平权争议。【刘有发讲政治】

大家好，我是刘有发。 最近在华社的圈子里， 常常听到一句很重的话： 请元首出手， 让华人不再当二等公民！ 这句话像是一记闷棍， 打在很多人的心口。 它不是凭空冒出来的， 而是被一连串现实推着走。 先讲背景。 今年以来， 围绕升学与教育资源的讨论， 又一次烧到最高点。 一些考到接近满分的 大马高等教育文凭考生， 申请国立大学热门科系， 结果拿到的却是落空或调剂。 家长看着孩子的成绩单， 心里想的是一句话： 努力是不是不值钱， 规则是不是早就写好， 谁也改不了。 更刺痛的细节是， 同样是升学道路， 一部分学生走大学预科班， 读的时间更短； 另一部分学生走 大马高等教育文凭， 更辛苦， 却常被说只是另一条选择。 当你走更陡的路， 到山顶却发现入口更窄， 落差感很容易被翻译成四个字： 二等公民。 同一时间， 华小维修拨款的数字， 在国会与媒体之间来回拉扯。 教育部长法迪娜说有数据， 在野党说数字报大了， 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也解释， 越解释越像在吵账簿。 对很多华社来说， 争的不是那一笔钱本身， 而是那一句被忽略的感觉： 我们是不是只能靠争取， 才能拿到本来就该有的尊重。 你越是要证明自己纳税， 证明自己守法， 证明自己为国家付出， 越像在承认 原来你不是默认的自己人。 更敏感的， 是公共言论的温度。 巫统青年团长阿克马沙烈 和马华总会长魏家祥， 因为升学风波隔空交火； 行动党领袖黄家和 在国会谈华教拨款制度化， 又被对手质疑。 这些名字一出现， 华社的情绪就很容易被点燃。 因为大家知道， 很多争论讲到最后， 往往不是教育政策， 而是族群位置。 当政治人物把话题 从孩子的录取信， 拉到谁该先得到照顾， 那一句二等公民 就会变成一把火。 就在这种氛围里， 不少华社把目光投向元首。 现在的国家元首， 是柔佛州苏丹依布拉欣。 他是国家的象征， 也是宪法秩序的最高签署者。 更关键的是， 宪法在谈保留土著位置时， 也同时写着要保障 其他族群的合法利益。 这半句常常被略过， 但华社最想抓住的， 恰恰就是这半句。 于是很多人就问： 既然宪法在这里， 元首能不能像最后的裁判， 把公平两个字说清楚， 把二等公民这口气压下去。 讲到这里， 我想引用一个经典， 来把结论先讲出来。 在我看来， 这句话喊得越大声， 越说明问题不在某个部门， 而在我们到底信谁， 又用什么来约束权力。 汉朝有个故事。 汉文帝出行， 一名百姓惊了御驾， 文帝大怒， 想重罚以儆效尤。 负责断案的官员张释之 却说不能凭怒气判罪， 法律写多少， 就罚多少。 文帝一开始不甘心， 觉得皇帝被冒犯， 怎么能按小罪处理。 张释之反问一句： 如果今天因为陛下生气 就加重刑罚， 明天换了别人掌权， 是不是也能随意加重， 那法律还算不算法律？ 文帝沉默后点头， 依法而断。 这个故事最锋利的地方， 不是皇帝让步， 而是张释之提醒大家： 公平不是靠上位者的善意， 而是靠制度把怒气关起来， 把偏心锁在门外。 所以当我们听到 请元首出手这句话， 就像听到文帝那一刻的怒气。 大家想要的， 其实不是元首偏袒谁， 而是希望有一个人 站出来把宪法那条线 拉回到所有人面前。 如果宪法能约束皇帝， 公众就会追问 它能否约束 任何掌握资源分配的人。 那回到今天的大马， 到底发生了什么， 才让华社把希望 从选票和政党， 挪到王宫的门口。 先看教育这条线。 大马高等教育文凭 一直被认为难度高， 很多非土著学生走这条路， 是因为他们相信 公平竞争会给回报。 可是当热门科系录取结果 与成绩单不成比例， 人们自然会怀疑： 录取的门槛 到底是学术， 还是看不见的比例。 当部门只用技术语言解释， 公众就会觉得自己 被排除在门外。 他们要的不是公式， 而是看得见的理由， 看得见的程序， 以及看得见的责任。 再看拨款这条线。 拨款争议表面是数字， 深层却是信任。 当官员说有拨款， 学校董事会却还在筹款， 家长就会把两张画面 放在一起对照。 这种对照一多， 很容易变成一个判断： 你说的公平， 只是口头的公平。 久而久之， 华社会把每一次拨款 当成一次临时施舍， 而不是制度性的常态。 再看公共部门这条线。 很多华社的愤懑， 不只在学校里， 也在职场与公共服务里。 当你看见某些职位 长期由单一族群占多数， 当你听见奖学金与培训名额 总是绕回同一套理由， 你会慢慢学会一件事： 这不是某一次不公平， 而是一张看不见的地图， 把人分到不同的起跑线。 再看政治这条线。 团结政府里， 行动党在内阁， 马华在联盟外， 巫统在政府内又在党内竞逐， 公正党要维持多族群承诺， 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盘算。 当一件事涉及族群分配， 任何解释都会被质疑： 你是在替谁说话， 你敢不敢得罪谁。 这种环境下， 政策讨论很难回到数据， 更容易滑向立场。 华社的感受因此被放大： 好像每一次争取， 都要先证明忠诚， 先证明不是挑战宪法， 才有资格谈权益。 这种先验的门槛， 就是张释之最担心的事： 当情绪和立场 跑到法律前面， 公平就会变得可交易。 于是就出现了 请元首出手的呼声。 这呼声的背后， 其实是一种心理迁移。 当政党说话 被当成利益算计， 当国会辩论 被当成族群动员， 人民就会去寻找 一个看起来不必竞选， 也不必讨好选民的角色。 元首在这里 被想像成张释之， 是那条宪法的守门人。 问题是， 马来西亚是议会民主， 元首多数时候 必须依内阁劝告行事。 他能发出道德提醒， 能用象征权威定调， 却不可能像行政部长 直接改录取名单， 也不可能像财政部长 直接改拨款表格。 所以这呼声越高， 越像是在提醒我们： 政治的代理链出问题了， 大家不知道该追责谁， 也不知道该相信谁。 这里就要借用一个 社会科学的概念， 让这件事更清楚。 在政治学和经济学里， 有一套说法叫委托代理理论。 它原本解释企业里， 股东和经理的资讯差， 后来被政治学借来， 用来讲选民和政客 为什么会互不信任。 意思很简单： 人民把权力交给代表， 代表替人民做决定， 但代表掌握资讯， 人民看不到细节， 时间一久就会担心 代表为自己打算， 而不是为委托人负责。 当监督机制弱， 当责任被联盟稀释， 代理问题就会扩大， 最后变成信任危机。 群众会把期待 投向另一个看似中立的中心， 哪怕那只是象征， 也比失控更让人安心。 大马近年的政治， 正好提供了一个 人人看得见的案例。 前些年国会出现悬峙， 政党谈不拢谁当首相， 国家陷入不确定。 那时元首曾召见议员， 要求他们表明支持对象， 最后才完成首相任命。 在那一刻， 元首成了稳定秩序的出口。 很多人因此形成印象： 当政党失灵， 王宫就会出现。 这不是王权回来了， 而是代理机制卡住了， 需要一个不参选的人 来把流程推回正轨。 现在华社把升学与拨款的焦虑 也推到元首面前， 本质上是同一件事： 代理人无法给出 可被信服的解释， 所以委托人转向 另一个更高的象征。 这并不意味着 元首有无限权力， 而是意味着 元首拥有一种稀缺资源， 叫做中立的可信度。 当华社说不想当二等公民， 他们真正争的， 是公民身份的完整性， 是努力与回报 之间那条可预期的路， 也是被国家看见的尊严。 当一个社会 需要借王宫来找尊严， 那就说明张释之那条法律线， 在现实里已经松动。 所以回到张释之的故事， 今天的关键 并不是期待元首 用个人好恶去改变结果。 关键在于， 宪法里写的那条线， 到底有没有同时 照顾到所有人的合法利益， 而不是只剩一边被放大。 当公平需要靠喊话， 当尊严需要靠求告， 社会就会越来越像 靠情绪判案的朝廷， 而不是靠规则运转的国家。 最后做个总结。 请元首出手这句话， 听起来像是在求一个人。 但它真正暴露的， 是大家对制度的失望， 对政治解释的疲惫， 还有对公民平等的渴望。 华社把元首当成最后的门槛， 其实是在问同一个问题： 我们到底能不能 在同一部宪法下， 用同一把尺来量努力， 用同一条线来守承诺。 这问题不只关乎华人， 也关乎所有想要 在大马安心生活的人。 我是刘有发，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