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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与人民同行》第十五集： 制度自信：实现中国发展的根本制度保障

访谈 瑞士欧亚思国际构想集团主席李熙德 我认为中国制度的一大优势是长远战略。在欧洲，我们每四年有一次选举，有时候，新政府上台会宣布一些变革举措，到了第二年，一些变革在缓慢发生，到了第三年，我们已经要开始思考下一次选举了。在第四年，一切都会停止，因为下一次选举来临了。所以，我更喜欢中国（制度所具有的）这种长远模式。拥有强有力的执政党是件好事，可以有这种长远模式，而欧洲和美国都太过注重短期。这就是所谓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这是一种短期决策模式，只关注股东利益和短期回报。中国则更关注长期回报以及回馈社会，我觉得中国正坚持这一原则。 访谈 英国剑桥大学政治学与国际问题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 我认为中共历史上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是在毛泽东过世后，国家陷于困难，邓小平作为新任领导人在思想领域做出了重大转变。如今，放眼全球，很少见到政治组织或是政治党派做出此类转变，因为他们被自己的偏见和价值观困住，对于它们而言，很难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进行思考。要做出这种转变，需要很大的勇气和信心。我认为（中国的）这一转变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在中国社会拥有深厚的根基，因为中国共产党要摒弃很多固化的理念，中国共产党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深入到群众中。因此我认为，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不同，我认为苏共没能扎根苏联社会，中国共产党做到了（扎根中国人民）。 访谈 智利驻华大使贺乔治 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简短的访谈中，我不可能将中国经济成功的原因一一罗列出来。但是就我在中国的这两年的经验来看，我找到了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在市场与供求之间，在公共政策与政府角色之间找到一种适度的平衡。这是一种巧妙的平衡。许多国家往往会走极端，要么让市场自己度过一切难关，要么让国家过度保护。在我看来，中国的做法很好地实现了两大元素之间的平衡。另一个原因是我在中国旅行时发现的。在中国的两年里，我到过大约20个省份，我的目标是足迹踏遍32个省份，但是我的时间有限。中国这种实验性的公共政策手段是在某一省份或城市先试点然后再推广到其他地区。通过这种方式，中国可以避免出台一些可能失败的政策。如果你们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种失败的政策，那么这将是一场大灾难。但是如果你们在某些地方先进行政策试点，比如开放政策就首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深圳试点。如果试点证明切实可行，那么就可以把政策推广到其他地方。邓小平先生似乎说过，这是摸着石头过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