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朝史六二：刘向毛请示派工作组毛不置可否 скачать в хорошем качестве

红朝史六二：刘向毛请示派工作组毛不置可否

红朝史六二：刘向毛请示派工作组毛不置可否 面对全国大乱的如此严重局面，六月初，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参加会议者一致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工作组。为了对运动进行控制，会议作出了八条规定：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上街；开会要在校内开；不要开大规模的声讨会；不要在校外开；不要上街游行示威；不要串连；不要包围黑帮住宅；防止坏人破坏；注意保密。 刘少奇等人派工作组的决定是按共产党几十年搞运动的方式作出的。作出决定前，刘少奇、邓小平数次向在杭州的毛泽东电话请示，毛泽东不置可否。六月四日，刘少奇、邓小平又乘专机飞杭州向毛泽东当面请示，并请毛泽东回京主持工作。但毛泽东有心要钓大鱼，要抓刘少奇等人的把柄，要让刘少奇充分表演。因此对刘少奇的要求答复很微妙：“委托刘少奇相机处理运动问题。”刘、邓二人不知是计，回到北京后立即下达指示：在全国范围内派出工作组指导文化大革命。刘少奇还以身作则，让自己的老婆王光美以工作组长的身份进驻清华大学。不但学校，甚至厂矿企业街道……都派了工作组。 而工作组严守“运动需要党的领导”、“工作组代表党”、“反工作组就是反党”的共产党传统。这样造反的学生与工作组之间又爆发了一场新的冲突和斗争。 北京邮电学院六月八日赶走工作组。西安交大的工作组于六月六日晚开会决定对闹事的学生进行斗争。自第二天起，连续三天对各系的尖子造反学生进行批斗，并将学生李世英等人戴上高帽子游行，九日中午，李世英自杀未遂。在全国注目的北京大学，工作组长张承先规定校外人员不得自由出入北大校门。六月十二日，南京大学揪斗校长匡亚明，《新华日报》作了肯定的报道。当天南京大学工作组支持一些群众包围《新华日报》社，加以斥责。六月十八日上午，北大化学系、生物系、东语系、西语系、中文系、无线电系等单位造反派将四十多名校领导、教授、学者弄上“斗鬼台”揪斗，手段残忍、不堪入目。工作组闻讯赶到现场制止，并指出事件的“阶级斗争本质”，号召大家警惕。六月二十日，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此人后来成为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一）贴出大字报反对工作组组长孙有余。孙有余作广播讲话说：“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六月二十一日，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贴出大字报声称：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刘少奇夫人、清华大学工作组组长王光美将其关押批斗…… 工作组自以为有党中央作后盾，对学生的造反行为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斗争。有毛泽东秘密支持的学生领袖们毫无惧色，大有为“革命”赴汤蹈火、视死如归之气概。一时间全中国的大专院校里一片乌烟瘴气。 六月十三日，刘少奇在批转中南局、西北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时指示说：“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 刘少奇想如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一样来一次引蛇出洞，在学生中弄一批牛鬼蛇神来。毛泽东也想象“反右运动”一样“引刘少奇出洞”，再戴上“走资派”的帽子揪出来。毛泽东和刘少奇有相同的思维方式。不过刘少奇是“螳螂捕蝉”，想引出小的“反党分子”聚而歼之。毛泽东是“黄雀在后”，想引出刘少奇这个最大“走资派”一棒子打死！ 工作组也并非是简单地维持秩序和反对疯狂造反的学生。工作组所到之处一大批教授、专家、学者、学校领导被揪出来。这或许就是刘少奇对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某种理解。 轰轰烈烈的文革到六六年七月，已如火如荼地在全国开展起来了。七月十八日，在幕后操控的毛泽东回到北京。文革形势急剧发展变化，运动的方向立即纳入了毛泽东的轨道。 毛泽东回京的当天就听取了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的汇报。当刘少奇闻讯并驱车前去向毛泽东汇报时，门卫却将刘少奇婉拒在外。刘少奇怏怏不快地返回家中。 第二天、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主持了“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会。会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严厉批评派工作组。指责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毛泽东当即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并严厉地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了起来。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给群众订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了定框框，美名其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 在历时五天的汇报会上，毛泽东多次指名、不指名地尖锐批判刘少奇： “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修、反动派。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而实际上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 “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工作组阻碍革命、势必变成反革命。” 刘少奇辩解说：“这么大的运动，依靠谁去抓？党的领导总得通过一定的形式。工作组大多数是好的。现在谁也没有经验。新工作拿不出个章程，对工作组是帮助问题，而不是撤换问题。工作组不能不要，人不要那么多可以的。” 七月十一日，陈伯达奉毛泽东之命，派人到清华大学看望被王光美关押的蒯大富。蒯大富立即由“反党分子”变成了“造反英雄”，顿时身价倍增。后来成了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 七月二十二日，陈伯达、江青等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到各高校收集刘少奇、邓小平等人错误路线的材料，并在公众集会上发表了“代表毛主席来看你们”的讲话。听了这样的讲话，每个青年学生都热血沸腾。誓死要捍卫毛泽东！ 七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召见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刘少奇、邓小平，作出了撤消工作组的决定，并首次提出成立“革命委员会”的问题。毛泽东说：“不要搞工作组，不要发号施令，可以搞点观察员进行调查研究，由学生、老师的左派组成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只有让他们自己搞，才能搞好。我们都不行。我也不行。现在不只是一个北大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的问题。如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七月二十门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在北京万人大会上宣布撤消工作组，罢免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的职务。 七月二十九日，中共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前段时间被工作组以“黑帮”罪名关押、斗争的学生如蒯大富之流坐在主席台上成了英雄。会上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宣读了北京市委七月二十八日作出的《关于撤消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在会上讲话。刘少奇说：“党中央热烈支持北京高等、中等学校革命学生、老师和革命员工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有时没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那时自己也莫明其妙。过去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中央同意的，现在看来工作组的方式已经不适应于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式的需要。中央决定撤出工作组。” 毛泽东在大会临结束前走上主席台，顿时全场欢声雷动，“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声震云霄。 这次大会以后，全国很快撤消了工作组。教育系统一夜之间全部瘫痪。最早造反者、反工作组最坚决者、被工作组关押揪斗者成为英雄。这些英雄们又以更为激烈的方式进行造反。毛泽东则因势利导，指导学生们先造学校领导的反，再造县委、市委、省委的反，再造中央的反，再造刘少奇的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