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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書院 「聖保羅書院」、「拔萃男書院」、「拔萃女書院」、「聖若瑟書院」是香港開埠初期的四大書院 (不計港府創辦的「中央書院」) ,以下我們嘗試簡單介紹它們的創校經過。 從「曰字樓女館」、「曰字樓孤子室」到「拔萃男書院」、「拔萃女書院」 1. 「曰字樓女館」的始建與結業 「曰字樓女館」(Diocesan Native Female Training School) 始建於 1860 年。創辦人為「聖保羅書院」首任校長施美夫主教的夫人 (Lady Lydia Smith),以及英國遠東女子教育協會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Female Education in the Far East)。第五任港督羅便臣的夫人則是主要的贊助者。 「曰字樓女館」的創校宗旨是「為本地女性提供基督教育」。1862 年,伊頓女士 (Mary Anne Winifred Eaton) 獲聘出任校長一職。與此同時,校董會於般咸道購入一塊稻田,籌建一座水泥校舍。一切教學、寄宿,都在這座校舍內進行。 「曰字樓女館」的「曰字樓」也有一番典故可說。事緣般咸道的校舍形狀呈「曰」字形,本地華人遂慣用「曰字樓」三字稱呼之。之所以稱「曰」而不稱「日」,主要是根據《香港轅門報》的記載。 伊頓女士克盡己職,令「曰字樓女館」漸上軌道。可是,礙於: (a) 當時的華人社區並不希望女子接受任何教育,特別是西式教育; (b) 華人存有將女子視作財物寶貨的扭曲觀念。 校內的學生人數一直偏低。部份家境貧困、略通英語的學生甚至被父母以較高的價錢出售給歐籍人士作情婦,此從視學官歐德理 (Ernest John Eitel,伊頓女士的丈夫) 博士致輔政司史釗活 (Frederick Stewart) 的一封信件中得到證實,他說: 1865 年,當發現幾乎每個在那裏學過英文的女學生離校後都成為涉外婦人 (kept mistress of foreigners),這所學校只好被迫暫停。 不久,伊頓女士更遭到華籍暴徒襲擊,反映該校在華人社區中不受歡迎。伊頓女士脫險後,請求即時休假,且自行解散學校。直至 1865 年,「曰字樓女館」才宣告重開,由蘭德爾女士 (Ms. Rendle) 接任校長。 重開後的「曰字樓女館」,痛定思痛,收生不再限於華人女童,華人女童亦不得如以往一樣接受英文教育。然而,1867 年的財政困境,卒之令「曰字樓女館」無奈結業。 2. 「曰字樓孤子院」的接續與轉型 1869 年,「曰字樓孤子院」(Diocesan Home and Orphanage) 在柯爾福主教 (Rev. Charles Richard Alford) 的協助下成立,仍以「曰字樓女館」的原址作校舍。新校招收英裔、華裔、歐亞混血兒、其他國籍的適齡兒童,不分男女。除了提供基本的衣食住宿,學校更著重向兒童灌輸基督新教教義,引導他們建立誠信和勤儉生活的觀念。 1870 年 7 月,任職於「香港英軍學校」(Garrison School) 的雅瑟先生獲聘請為「曰字樓孤子院」的校長,雅瑟的夫人汪瑪麗女士 (Mary Annie Vaughan) 則擔任女舍監 (Matron)。雅瑟在任期間,「曰字樓孤子院」的學生人數雖無顯著上升,但社會各界的捐款則逐漸常規化,學校因而得以持續經營。1878 年,「曰字樓孤子院」被香港教育司署劃入津貼學校 (School of Grant-in Aid Scheme)。同年,因夫人健康欠佳,雅瑟毅然辭去校長一職,轉任「中央書院」副校長。 雅瑟夫婦辭職後,校董會決議將「曰字樓孤子院」轉型成一所男校,不復招收女生。同年 11 月,「中央書院」助理校長俾士 (George H. Piercy) 出任「曰字樓孤子院」校長。俾士在位接近四十年,一直著重學生的學業成績,學校先後在劍橋及牛津本地升學試 (Cambridge and Oxford Local Examinations) 中取得優秀的成績,令「曰字樓孤子院」聲名大噪,民間往往將俾士視作「曰字樓孤子院」的標誌,稱之為「俾士書館」、「俾士書院」。 「俾士」後來因音聲不雅而被改稱「拔萃」,「曰字樓孤子院」則輾轉易名為「拔萃書室」、「拔萃男書室」,到今天的「拔萃男書院」(值得一提的是,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先生曾經在「拔萃書室」就讀,此可視為香港對中國現代化一貢獻)。 #拔萃男書院 #男拔 #diocesanboysschool #oldhongkong #oldschool #舊香港 #舊時香港 #老香港 #香港舊照片#hongkon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