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走出帝制 скачать в хорошем качестве

秦晖：走出帝制

到了2014年“一战”百年、2015年新文化运动百年，秦晖又写了些相关文字。这期间还对太平天国与近代中日关系也发表过意见。所有这些看法其实都来自多年以来秦晖对近现代史的一个宏观构想，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是显而易见的。 　　 如何“走出帝制，走向共和”?如何理解“三千年未有之变”何以发生?秦晖认为，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头绪纷纭，但抓住了这一头一尾的两大变局——形成我们过去主要传统的“周秦之变”，与历时百余年我们至今仍身历其中的“晚清以来之变”，也就能真正把握中国悠久历史的脉搏，并看到今后继续努力的方向了。 　　 以下文字选自该书第一章《“演员”越来越清晰，“剧本”越来越模糊》。 　　 　　 辛亥革命“成功”了吗? 　　 1911年武昌城头一声炮响，辛亥革命爆发，至今已经整整一百年了。 　　 辛亥革命要干什么?要推翻帝制。辛亥革命干成了什么?也就是推翻了帝制。辛亥以后，当时先进者追求的民主、自由、宪政、人权等等依然任重道远。但是帝制这玩意，后来再也行不通了。尽管民初的中国兵荒马乱，内忧外患，人祸天灾连绵，复辟派说是今不如昔，客观地讲很多方面的确如此。相比起如今很多人夸张渲染东欧、中国台湾、泰国等地民主化以后的所谓“乱象”，民初的乱象何啻百倍，比之更甚的恐怕只有俄国革命后引发的惨烈内战了。 　　 但所谓人心怀旧不过是想入非非，袁世凯、张勋两次尝试复辟帝制，都立即成为国人公敌，身败名裂。人就是这样怪：有的事情人们就是认准了不能回头的。正如世上不少国家独立后长期治理不善，但就是乱到卢旺达、索马里那种地步，也没有人把重回殖民地作为选项。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后治安问题严重，曾被我们一些人引为民主有害的证据，但南非现在就是白人也无人想恢复种族主义的“好秩序”了。同样，辛亥以后国人告别帝制也是义无反顾，民国再“乱”，复辟也是不得人心的。 　　 但是辛亥革命毕竟没有“成功”—当然，有人说它没有成功是因为它“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因而没有完成“反封建的任务”，对此我们姑置不论，但孙中山先生临终的遗嘱也说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可见革命后的现实的确是令人失望。如果把革命当作富国强兵的手段，革命后的民国年间显然没能实现这个目的。如果把革命当作制度的更替，那么帝制虽然废除，民主却未能建立，无论是军阀割据，还是一党专政，显然都大有违于辛亥时贤的初衷。当初的民主派固不待言，就是立宪派，乃至保皇派，也都既不希望看到军阀割据，也不希望看到一党专政的。 　　 　　 “辛亥观”的演变 　　 因此后人的“辛亥观”便成为一个有趣的现象。一方面辛亥革命，连同其象征性人物孙中山先生，一百年来一直得到各种不同立场甚至互相敌对的中国人的共同称颂。可以说自清开国以来三百多年历史，两岸三地(加港澳)四方(加海外华人)诸派(所有这几方各自的朝野、体制内体制外与反体制者)，有两个人是得到一致推崇的。这两个人都生当“鼎革之际”这种中国历史上最期待英明领袖的时代，即明清之交和清末民国。但他们当然不是蒋介石或其他党国领袖，也并非明末清初包括南明李顺的诸位成功或失败的帝王。 　　 那么这两位大人物是谁?就是南明的延平郡王郑成功与民国的开国元勋孙中山。郑成功反清复明最终失败，孙中山反清立民(国)得以实现，但他们今天都得到了异乎寻常的一致称赞。不过同样异乎寻常而且有意思的是：不同的人们称赞这两位伟人的缘由却大有区别，甚至完全相反：如郑成功，大陆方面认为他驱逐荷兰“收复”台湾，是中华民族的大英雄，台湾两蒋时代称赞他坚持反清复明，“退守”台湾延续明祚并希望“光复大陆”，而后来的“绿营”又视他为与海峡对岸分庭抗礼的“台湾政权”之“开基创业”者。 　　 而孙中山就更是如此了。作为中华民国的“国父”和中国国民党的创党“总理”，国民党对他的崇敬自不待言。共产党对这位“民主革命先行者”的尊敬，则不仅因为他发动革命推翻帝制，更因为他后来的“联俄联共”(台湾的书上称为“联俄容共”)。有趣的是，台湾的“绿营”很反蒋介石，却也很崇敬孙中山。因为据说蒋“镇压台湾人”，而孙是同情、支持台湾人的：他曾三次到过日据的台湾，作为清朝和北洋政权的反对派人士，那时他与日本有互相利用的关系—有如他后来的“联俄”，这关系虽不像如今一些“反(辛亥)革命”人士所骂的那样不堪，他也无疑希望台湾人心系华夏，但肯定不会推动台湾投向清朝或北洋，这就可以被“绿营”作有利于自己的解释。而且“绿营”作为台湾民主化进程的获益者，他们也高度评价孙中山的民主民权事业。甚至因为扬孙抑蒋，“绿营”还借用了大陆的资源。2003年笔者在台北的国父纪念馆音像厅，就曾看到那里放映的居然是珠江电影制片厂拍的《孙中山》，而且正好看到孙中山斥责孙科和蒋介石的一节。我想这显然与当时是“绿营”执政有关。 　　 然而另一方面，各方中国人对辛亥革命的反思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这方面自然是大陆这边更为突出。改革前大陆主要是强调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局限性”，责备革命派软弱，向袁世凯让权，没有解决土地问题等等。改革时代这种官方话语并未消失，但一种相反方向的反思，即对“激进主义”的反思却时兴起来，而且从20世纪90年代起它不仅似乎成了民间思想界的主流，而且也获得了从“革命”思维日益向“维稳”思维转变的官方思想界的逐渐默认。清末立宪日益获得好评，许多人为中国没有走向君主立宪制而遗憾。而更典型的“保守主义”则走得更远，诸如革命不如立宪，立宪不如维新，维新不如洋务;孙黄不如康梁，康梁不如李(鸿章)张(之洞)，孙中山不如袁世凯，光绪不如慈禧等等说法都开始出现，有的还很流行。 　　 但有时这些说法也会触忌。古代汉景帝时有著名的“辕黄之争”：辕固生鼓吹汤武革命推翻暴君，皇上担心今人效法就会犯上作乱;黄生谴责汤武弑君造反是乱臣贼子，皇上又担心会颠覆了高祖起兵以汉代秦的合法性。弘扬“革命”不行，斥责“革命”也不行，皇上于是只好下令：“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你们再也不许讨论这种敏感问题了，没人说你们是傻子!就是要讲汤、武，你们就不能谈他们的私生活八卦吗?结果“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大家都不谈“宏大叙事”了。 　　 我们现在在很大程度上也面临这种状况。几年前有大型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由于多人撰写而且左右为难，于是前后两部分显得颇为扞格：前面部分像是“黄生”所写，对慈禧、李鸿章等人给予了深切同情和肯定，在他们面前连康有为都显得是个无事生非的“激进”捣乱分子;后半部分却是“辕固生”笔法，高调赞扬革命，把孙中山谴责专制、弘扬民主真谛的长篇大论演绎得大义凛然、慷慨激昂。结果是两头的话都说了却两头不讨好。 　　 　　 “细节化”的辛亥叙事：什么是“政党”? 　　 不过话又说回来，过去的“宏大叙事”无论哪种说法也确实有“空疏”之弊，“历史总是表现为细节的”，这话也不无道理。而对历史事实的这些细节的考证也为我们再进行“宏大叙事”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实证基础。而且，就是宏大叙事，辛亥也不是完全不能说。毕竟这次革命在近代中国的历次革命中不是最敏感的，它总是“别人的革命”嘛。所以与两蒋时代辛亥革命(在国民党看来那是“自己的革命”)研究基本上属于“官学”、民主化以后孙中山也仍然是蓝绿双方很难得的共同偶像不同，大陆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在改革以来取得的进展，平心而论，是海峡对岸不能比的。无论就“宏大叙事”的开放度而言，还是就细节考证(这方面大陆显然也有资料的优势)都是这样。尤其是改革前大陆辛亥革命研究的“官学化”比台湾更严重，相形之下改革后的进步就更突出。 　　 这些研究的进展有的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其中我觉得最为醒目的，一是清末民初辛亥前后的人们对宪政、民主、共和、自由、人权、法治及其相关概念的讨论之深入，了解之清晰，多有今人不能及者。换句话说，许多他们那时认识清楚了的问题在今天还是显得振聋发聩，十分前卫。 　　 例如清末国人从日文那里引进了用“党”字来译称的西语“party”概念，当时就有了一场关于“党”的讨论。因为传统汉语中的“党”贬义非常强，与“党”有关的词如“会党”、“朋党”、“乱党”、“死党”、“结党营私”、“党同伐异”、“狐群狗党”等等都是坏词。而圣贤都强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君子不党”。于是当时的人们就认真讨论了我们要引进的作为好东西的现代“政党”与传统时代的坏东西“会党”、“朋党”有何区别。诸如政党是公民以政见认同为纽带的自由结社，会党是要宣誓效忠、贼船能上不能下的依附性组织;“朋党是专制政治的产物，政党是民主政治的产物”;政党只要求彼此政见相合，而会党则要求党员忠于党魁个人;政党是议院中“明目张胆主张国是者”，而朋党是“鼠伏狐媚以售其奸”的秘密组织;政党是多元的，“足以并立，而不能相灭”，朋党、会党则是倾轧无度、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的;如此等等。 　　 当时参与讨论的各方对上述这些似乎都有共识。例如辛亥革命大量借助会党力量，但是包括革命派在内都认为会党不是政党，将来前者要被后者取代。立宪派认为秘密结社纪律森严的暴力革命组织值得同情(他们与革命派并不那么敌对，说详下)，但此“民人结作一党，而反抗君主之权，以强逼君主，是革命党耳，非我所谓政党也”。而革命党人虽认为非法状态下秘密结社是必要的，但也承认“本党(按孙中山指其建立的中华革命党)系秘密结党，非政党性质”，这种情况有待革命后改变。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后来这些组织在结束非法状态、甚至掌权以后，也都没有变成他们所共同认同的那种“政党”，而是仍然长期处于他们清楚地指出过其弊的“会党”状态。这还仅仅是认识问题吗?这是“思想启蒙”所可以解决的吗?有趣的是，最近大陆研究国民党的后起之秀、北大王奇生教授关于国民党为何失败发表了高水平的研究著作，其结论就是国民党后来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革命党”模式，纪律松懈，组织涣散，忠诚度严重下降，官员也腐败不堪。但除腐败是权力无制约的必然后果，与是否革命党无关外，其余“纪律松懈”等等，考诸上述，不就是孙中山等人在从事革命时就已经希望革命后能够走向的“政党”方向吗?国民党的纪律难道比美国共和党还“松懈”?美国民主党党员的“忠于组织”能超过国民党?所以王奇生教授的研究真正耐人寻味之处，就在于他指出了这么一个现象：在当时的中国似乎只有坚持乃至发扬“会党”(“革命党”)传统才有可能成功，而走向“政党”却会导致失败! 　　 这究竟是为什么?难道“政党”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真就那么水土不服?中国人真的有一种厌恶“政党”、喜欢“会党”的特殊“价值观”?如果是这样，为何当初几乎所有的人(立宪派与革命派)又都对“政党”向往备至，并众口一词地反感“会党”呢? 革命还是立宪：也许是个假问题? 　　 再如，改革时期的研究可以说是基本颠覆了过去对“革命派”和“立宪派”(又曰改良派)的传统认识。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史料体现的立宪派政治形象越来越激进、越来越像革命派的结果，只有小部分是革命派的人格形象和策略主张受到新资料质疑的结果。如侯宜杰先生引述的四川保路运动中立宪派的宣传： 　　 这就是违法欺良善，立宪国哪容这等不好官。我们根据法律来问辩，问穷了大家把脸翻。做官人都把法律犯，小百姓一齐要动蛮，不是乱来不敢反，抱定道理守定秩序总要闹出天外天。这等对抗为哪件?还是立宪国民的自由权。 　　 如此用通俗白话向公众宣布与官府“翻脸”、“对抗”，号召“小百姓一齐要动蛮”，这还是“改良”吗? 　　 一般地讲，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只是政体有些不同，与实现二者的手段不是一回事。实现君主立宪的过程未必都是和平的，典型的如日本的明治维新虽然还只是实君宪政，流血已经不比很多国家的共和革命少，光战争就打了长州战争、戊辰战争、西南战争，还有频繁的暴力政变与暗杀，从维新先驱吉田松阴，到“维新三杰”中的两杰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以及坂本龙马、大村益次郎等明治明星都是死于非命。中国的君主立宪派也并非甘地式的和平主义者，他们当然希望朝廷和平立宪，但从未排除其他选择。从最早的戊戌密谋到自立军起义，暴力维新、武装“勤王”的传统一直就有，保路运动中的“动蛮”并不是偶然的。相反，实现共和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