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的决断与逆袭–许克祥（1890-1964）｜刘仲敬湖湘人物点评 скачать в хорошем качестве

小人物的决断与逆袭–许克祥（1890-1964）｜刘仲敬湖湘人物点评

许克祥出生于湖南湘乡。曾国藩兄弟的成功给父老乡亲留下了一笔无形的遗产。他们总比别人多一条出路，可以当兵吃粮。许克祥的父亲许七是真正的无产者和劳动者，依靠四处打零工为生，社会地位甚至低于享有固定土地的佃农。许克祥的早年生涯证明，他是邱少云真正的阶级兄弟。他们介于乞丐和短工之间，连通过学徒路线变成手艺人的机会都颇为渺茫。清末各省自练新军，为他提供了更好的出路。1904年，他在新军第二十五混成协加入同盟会。他刚刚当上低级军官，辛亥革命就爆发了。1911年10月22日，他参加了湖南新军起义。各省独立，纷纷扩军。湘军以援鄂先锋故，编制扩充尤甚。大批军官因此获得本来不会存在的晋升机会，许克祥就是其中之一。1912年后，许克祥先后在湘军卿衡、陈嘉佑、蔡巨猷部任职。湘督谭延闿将湖南陆军小学堂改组为讲武堂，为缺乏正规军事教育的在职军官提供培训。许克祥上进心很强，成功地通过了鲤鱼跳龙门的最重要关口，此后就一路从连长升至营长、团长。他的长官何键追随唐生智北伐，他也就顺理成章地加入了北伐军。1926年8月30日，国民党省党部下令向各县派出农民运动特派员。特派员解散了湖南行宪时期成立的旧农会，没收其房屋财产，将所有新农会纳入党的统一领导下。党组织同时控制政权和社会组织以后，就开始系统地破坏私有财产和自由贸易。 （略） 这些事情，其实蒋介石和周恩来早已在陈炯明的粤东自治区做过了。党军依靠蒋介石的“五湖四海”色拉拼盘，暂时瓦解了粤军的核心。湖南以本土意识格外发达着称，军官、士绅和商人长期充当地方自治的核心力量。鲍罗廷明白湘军是党军内部唯一能够节制蒋介石－李宗仁联盟的力量，不可能像对付陈炯明一样打倒。客军一旦离境，斗争必然出现反复。远东局责备鲍罗廷“拥唐反蒋”的机会主义策略违背原则，但自己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这时，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地位不断上升。他袒护鲍罗廷的各种原因当中，机会主义的个人气质和现实主义的必要性兼而有之。远东局系统来自早期的国际主义者或“老近卫军”，气质上更接近于托洛茨基，组织上更接近于季诺维也夫。从政治光谱的角度讲，他们的分析没错。蒋介石比唐生智进步得多。粤东的社会革命不仅比湖湘更激进，而且更成功和更持久。粤东的自治组织遭到彻底摧毁，造成数万难民逃亡香港。此后十年，粤东的难民潮源源不绝。湖湘的社会革命不仅在组织意义上更加脆弱，而且成功的时间也短暂得多。“湖南农民运动”给学者和公众留下的印象比粤东更加深刻，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挥了“高级黑”的作用。这部名著的作者表现出优秀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天才，从激进的湘独分子（也就是湖湘土豪劣绅的五毛党）阵营跳到激进的社会革命党（也就是客军或外来政权的带路党）阵营。毛泽东有几分枭雄的性格，本能地感觉到谎言（弱者的武器）会使谎言的依附者越来越弱，一而再再而三地不给麾下的洗地党留余地。洗地党的思路是：如果你们说我们杀人放火，我们就要说我们爱民如子；你们说我们私通日本，我们就要说我们中流砥柱；你们说我们焚书坑儒，我们就要说我们尊重知识……（以下省略五百万字）。毛泽东的思路是：……杀人烧房真痛快，革命本来就不是请客吃饭……感谢皇军，要不然我们还下不了山……谁说我是秦始皇，我比秦始皇凶多了……（以下省略五万字）。另一方面，知识分子都是势利眼。湖湘士绅的受害者形象比较突出，主要是因为他们反攻倒算成功，为了证明斗争的正义性，有必要强调自己受害在先。二十年代逃亡香港的粤东难民和四十年代逃亡上海的山东苏北难民（或者说失败的土豪劣绅）因为还乡团失败，所以也就得不到受害者的资格。无论根据任何一种政治正确的标准，受害者资格都是胜利者通过斗争才能取得的战利品。你能够让子孙后代知道你是谁，就已经战胜了四分之三的人类。真正的失败者最可靠的鉴别标准，就是谁都不知道他的存在。 毛泽东发现了社会革命的依靠对象（也就是资产阶级眼中的抢劫犯和寄生虫），幸福之情溢于言表： 这些事情，其实蒋介石和周恩来早已在陈炯明的粤东自治区做过了。党军依靠蒋介石的“五湖四海”色拉拼盘，暂时瓦解了粤军的核心。湖南以本土意识格外发达着称，军官、士绅和商人长期充当地方自治的核心力量。鲍罗廷明白湘军是党军内部唯一能够节制蒋介石－李宗仁联盟的力量，不可能像对付陈炯明一样打倒。客军一旦离境，斗争必然出现反复。远东局责备鲍罗廷“拥唐反蒋”的机会主义策略违背原则，但自己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这时，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地位不断上升。他袒护鲍罗廷 的各种原因当中，机会主义的个人气质和现实主义的必要性兼而有之。远东局系统来自早期的国际主义者或“老近卫军”，气质上更接近于托洛茨基，组织上更接近于季诺维也夫。从政治光谱的角度讲，他们的分析没错。蒋介石比唐生智进步得多。粤东的社会革命不仅比湖湘更激进，而且更成功和更持久。粤东的自治组织遭到彻底摧毁，造成数万难民逃亡香港。此后十年，粤东的难民潮源源不绝。湖湘的社会革命不仅在组织意义上更加脆弱，而且成功的时间也短暂得多。“湖南农民运动”给学者和公众留下的印象比粤东更加深刻，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挥了“高级黑”的作用。这部名著的作者表现出优秀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天才，从激进的湘独分子（也就是湖湘土豪劣绅的五毛党）阵营跳到激进的社会革命党（也就是客军或外来政权的带路党）阵营。毛泽东有几分枭雄的性格，本能地感觉到谎言（弱者的武器）会使谎言的依附者越来越弱，一而再再而三地不给麾下的洗地党留余地。洗地党的思路是：如果你们说我们杀人放火，我们就要说我们爱民如子；你们说我们私通日本，我们就要说我们中流砥柱；你们说我们焚书坑儒，我们就要说我们尊重知识……（以下省略五百万字）。毛泽东的思路是：……杀人烧房真痛快，革命本来就不是请客吃饭……感谢皇军，要不然我们还下不了山……谁说我是秦始皇，我比秦始皇凶多了……（以下省略五万字）。另一方面，知识分子都是势利眼。湖湘士绅的受害者形象比较突出，主要是因为他们反攻倒算成功，为了证明斗争的正义性，有必要强调自己受害在先。二十年代逃亡香港的粤东难民和四十年代逃亡上海的山东苏北难民（或者说失败的土豪劣绅）因为还乡团失败，所以也就得不到受害者的资格。无论根据任何一种政治正确的标准，受害者资格都是胜利者通过斗争才能取得的战利品。你能够让子孙后代知道你是谁，就已经战胜了四分之三的人类。真正的失败者最可靠的鉴别标准，就是谁都不知道他的存在。 毛泽东发现了社会革命的依靠对象（也就是资产阶级眼中的抢劫犯和寄生虫），幸福之情溢于言表： #许克祥 的回忆录显然是在台湾写的，含蓄地抬高了蒋介石的精神感召力和自己的决策能力，简化了武汉系统内部的合纵连横，把投靠北京政协的唐生智说成罪魁祸首。何键的参谋余湘三对此另有一套叙事，把主要策划者的贡献放在自己和何键身上，把许克祥的地位降低为次要的执行者。 共产党方面的叙事则断言唐生智才是罪魁祸首，何键和许克祥都是次要人物，唐生智虽然最终投共，但重要性没有达到值得刻意庇护的程度。顽固的国民党人、投共的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一致同意，共产党人已经成功地劫持了国民党在湘的党组织。“（国民党湖南代表大会成员和执行委员）九十人中，我们的同志占四十三人，与我们接近而可称为左派的十三人，中立而可受我们或左派之全部或一部分影响者约二十三人。右派约十三人，其中反动者不过六人，其余还称是莫名其妙者。” “1924年春国共合作以前，湖南不但没有国民党的公开组织，连暗中活动也很少。国共两党合作以后，湖南的共产党员参加了国民党组织。夏曦、郭亮等都是国民党省党部的负责人，我和他们会见过。” 如果唐生智或何键真是幕后主谋，方伯大员也不宜亲自承担失败的风险。许克祥是一位小人物，适合身先士卒。如果失败，他自己负责。如果成功，幕后的大佬不难收割。所有见证人都不相信许克祥是蒋介石指使的，蒋介石后来对他也并不器重。 许克祥的逆袭使汪兆铭、鲍罗廷和斯大林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者以国民党的左派为依托，在革命阵营内部走钢丝。武汉国民政府发生内讧，老近卫军和国民党右派同时发出幸灾乐祸的笑声。共产国际发给罗易的《五月指示》（5月31日）主要是内部斗争的产物，目的在于向革命阵营内部的其他派系证明：其实我们也是很革命的，下定决心要夺取国民党的兵权。如果革命失败了，绝对不是因为我们的软弱。然而汪兆铭和孙科看到这样的指示，内心的愤怒可想而知：我们为了支持共产国际而抛弃自己的同志，结果共产国际首先下我们下手！马日事变是《五月指示》的直接原因，《五月指示》则是七一五事变的直接原因。随后几个月，共产国际内部忙于争论“谁弄丢了中国？”国民党内的争论同样激烈，但题目变成“谁把特洛伊木马放进来的？”汪蒋二人作为容共和分裂的罪魁祸首，相继引咎辞职。政治方面，只有西山会议派的反共纪录白璧无瑕。军事方面，湘军和桂军的相对重要性急剧上升。 蒋介石下野后，西山会议派和李宗仁接管了南京国民政府。他们希望唐生智和蒋介石一起下野，宁汉冲突就可以自动解决。唐生智高估了自己的力量，率军沿江东下，企图直取南京。湘桂战争产生了“非蒋不可”的政治形势，促成了以“蒋桂联盟”为基础的“宁汉合流”，以唐生智为主要牺牲品。许克祥在马日事变后接受了南京政府的名分，拒绝支持唐生智。1927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委任许克祥为讨逆军第二路军总指挥。蒋桂联盟瓜分了长江下游和中游的土地，湘军旧部大多被桂军收编。许克祥没有效法大多数同侪，在蒋桂战争和蒋粤战争当中都支持蒋介石。他恪守“晋阳之师不可再”的原则，放弃国民党大分裂时代的机会，没有变成第二个石友三，除了积极剿共以外，避免参加国民党内部的斗争。1932年9月3日，许克祥将红军逐出南丰；10月初，在南城迎击红军龚楚部；10月23日，在黎川接受红军第三军团参谋长舒适的投降。1933年，许克祥在哨石攻击红军粟裕部。粟裕身负重伤。蒋介石二度联苏抗日以后，许克祥渐渐变得不合时宜。抗战造成了新一波军事现代化的需要，湖南讲武堂那种明治日本式的军事教育明显已经过时。蒋介石以陆军大学培训和军事参议院咨询的名义，夺去了许克祥的兵权。许克祥的反应像一个“吃饱”的人，显然认为高级顾问的待遇对真正的贫雇农子弟已经足够好了。 许克祥在此后十年，除了衣锦还乡的炫耀以外，什么都没有做。抗战结束后，他移居澳门。这是老实人的选择，仅仅属于希望从此本分度日的人。野心勃勃的人肯定不会错过抗战结束时要求论功行赏的大好机会，更不会错过冷战爆发时东山再起的机会。蒋介石逃到台湾以后，重新甄别鱼龙混杂的追随者，奖励许克祥的忠诚不贰和反共经验，才将他从澳门召回台湾，委任他为国策顾问。他在台湾的表现，同样像一个“吃饱”的人。1967年3月，他在新竹去世。他才具平庸，得不到重用本身并不冤枉；但身处乱世，呼风唤雨的机会跟个人才能关系不大。他的忠诚和谨慎既限制了他，又保护了他，因为一个人能够为自己招致的最大灾难，莫过于突然上升到自己无力胜任的高位。许克祥懂得在接近自身天花板的地方止步，这种智慧是蒋介石和唐生智从未具备的。许克祥的生平以比较复杂的方式，重演了荷马史诗当中的涅斯托尔。他在人生的每一个关头，都能比出生的阶级和原先的地位更上一层楼，但总是避开赌徒的大奖，选择穷人的存钱罐。神明喜爱这种人，给予他超过原有期望的奖赏。出身、路径和时代跟他接近的人，绝大多数都没有像他一样善终。蒋介石和唐生智的命运，其实就是以比较复杂的方式叙述了《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二十世纪版。许克祥家乡的邻居和亲戚无论躬耕农亩还是闯荡江湖，都有理由羡慕他。 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s/湖南省宪法 Oust Communist China, Fuhsiang/Hunan Independence   / fuhsiangrian   湖湘爱国者联盟 Fuhsiangrian Patriot League 驱逐共匪，#湖湘独立 「刘仲敬港湖湘」 讲，湖南话发音，同“港”。